法瑞苟勒先生虽然很少能提供什么不偏激的观点，但我还是决定拜访他，仅仅指望他能运用他在学校当老师期间积累的那些有关营养学的知识。可是，最终我发现他依旧坐在酒吧里他的老位子上维护着法国的传统，脾气依旧很大。
我的研究从雷格斯那儿也没有什么进展。一般情况下，他是法国生活方式的热烈拥护者。肥鹅肝当然对你是有好处的，他说。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你尝过加斯克尼的利沃丽姐妹做的肥鹅肝吗？那真是棒极了。但一涉及详实的医学证据，雷格斯便一无所知。
最后，我不得不去找葬礼鉴赏家马利斯。有一天早晨他把我叫到咖啡馆里，很明显地有什么情况，但在他还没有开口之前，我便急不可耐地将我的问题提了出来。
“你可以吃你喜欢的任何东西，”他说，“但这没有太大的不同。年龄大了，身体自然就不好了，这同你吃什么没有关系。毫无疑问。”
说到这里，他的眼睛开始发亮，身子往前倾了倾，告诉我一件刚刚发生的有趣的死亡事件。就如往常一样，当他谈论另外一个人的死亡时，总是压低了嗓门，很严肃的样子。但是很明显，这一次，马金的这件事给了他相当的欢愉。
已故的马金先生毕生都致力于购买国家彩票。迫于想发财的愿望，每个星期他都要买一张彩票。为了保险起见，这些彩票放在他唯一的一件西装的上衣口袋里，这套西装被锁在一个大衣柜里，一生中只有两次机会出来见见阳光。一次是去参加一个简短的婚礼；另一次，是法国总统经过这个村庄，带来了富有纪念意义的五分钟。每个星期的同一时间，马金都要将柜子打开一次，那张不幸的老彩票就被一张新彩票所代替。马金的这一习惯保持了三十年的时间——三十年的时间里，他从来没有赢得过哪怕一分钱。
在那个夏季最炎热的时候，末日突然降临到马金先生的身上，他带着他三十年苦苦积攒下来的彩票撒手人衰。人们按照他在社区里的地位以合适的方式埋葬了他。（他曾在当地的邮局干过多年。）生命真是不公平——一个星期之后，人们发现他的最后一张彩票中奖了——虽没有数百万元，却也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量，足有好几十万。
马利斯停了一下，深深反思这种不公正，惊奇地发现他的杯子已经空空如也。在继续他的话题之前，他环顾了一下四周，似乎是确保他的话不被别的人听见，他说，有一个小问题，就是，马金先生死的时候，穿的就是他生前那件唯一的西装，这当然无可厚非。重要的是，他的口袋里还装着那张中奖的彩票，被埋在六英尺深的地下。而领奖的规则又十分严格——没有那张中了奖的彩票，任何人也拿不到钱。怎么办呢？将尸体扒出来，就会破坏坟墓。要是不去管它，又会失去一大笔钱。
“是不是很可笑，啊！”马利斯点点头，笑了，只要命运影响的不是他自己，他对于命运的无常总是有无穷的能力发出微笑。
“可对那个家庭来说，并不好笑。”我说。
“啊，你别着急，”他摸了模自己的鼻子。“故事还没有完呢。知道这事的人太多了。”
我的眼前立即浮现出盗墓者在夜晚爬过村子的墓地的情景——铁锹挖到棺材时刺耳的咯吱声，发现彩票之后满意的呻吟声。我说，肯定会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个家庭不受打扰就可以获得这笔奖金。
他冲着我晃了晃他那寓意深远的食指，好像是觉得我的建议提得太奇怪了，根本不可能实现。规矩就是规矩，他说，如果现在开个先例，以后各种各样彩票丢失的故事都会出来了——狗吃了，风刮走了，抽水马桶冲走了——那样就会没完没了。马利斯摇了摇头，然后，想起了什么似的，把手伸进他的军用夹克的口袋里。
“我有办法了，我们可以考虑合作。”他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份卷着的杂志，抹平了皱巴巴的纸。“看看这个。”
这是一本叫作《哈罗》的杂志，是有关一些二流名人的风流轶事的，这种杂志几乎是每个理发店和牙医诊所里必备的东西，其中收集了大量的社会名流显贵游玩或者家居的各种彩色图片，偶尔也有在葬礼上的图片，马利斯的想法正是因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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