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微妙的社会问题，如果你想得到一个富有挑衅性的答案，那么只有一个人才能办得到，他就是我的朋友罗杰斯。事实上，我相信，他是法国精神的杰出代表。在烹饪和男权至上主义方面他都十分出众，并且非常乐意与整个世界一同分享他的观点。他对女性厨师的激烈态度一点也不出乎我的意料。我问他为什么法国没有更多女厨师，我的话音刚落，他的答案已经像子弹一样射出来。“你必须明白，”他说，“在法国，有些事情被认为太重要了因而不给妇女们去做。”
女医生、女法官和女内阁成员都很少见，但是她们还勉强可以被接受。女厨师们和女餐饮总管则令他感到怀疑和不舒服。他认为，这些事情违反事物的正常规律，专业化烹饪是男人的工作。
在埃格布伦客栈的一个冬日的星期天午餐，我们想他应该幡然悔悟了。刚开始时，他还相当谨慎地对付瑞土牛肉奶汁，后来便很轻松地处理炖羊肉，最后大刀阔斧地吃掉一堆小山似的各色奶酪和一块黑色三味巧克力。而所有这些都是一位妇女烹制出来的。
我们走出餐馆，我等着他承认他也许错了。然而，什么都没有。他只是调整了一下他的男权至上主义，来调整此刻的尴尬。
“只有在法国，”他说，“你才能在默默无闻的地方见识到这样绝妙的烹调手艺。”他朝连绵不绝的远山和普照河谷的太阳挥了挥手臂，“回来真好，是不是？”
是的，回来真好。
我与马里厄斯初退时，一见面就差点酿成血案。我远远看见马里厄斯那高挑的身影，手插在上衣口袋里，在通向村子的大路中央闲逛。听到汽车引擎的响声。他转过身来，看见我正驱车过来。在那段路上曾经有过一两次心惊肉跳的经历之后，我已经学会不再相信路上的行人、骑自行车的人、拖拉机司机以及狗和惊慌的鸡仔们那令人无法预料的动作。我慢慢地减低了车速。他一下子跳到车前，双臂展开，似乎想拥抱汽车，幸亏我的脚一直踩在刹车片上，才没有让他的拥抱得逞。在离他仅仅十八英寸的地方，我的车停了下来。
他先冲我点点头，然后绕过去，打开车门，上了车。“你好，”他说的是熟悉的南方口音。“你要去村子里，我的脚踏车正在那儿修理。”
他说在咖啡店前面下车。但是，我们到达咖啡店时，他却没有要下车的样子，看起来似乎被换档杆旁边盘子里用来投入停车计时器的零钱吸引住了。
“你不打算要十法郎，要不要？打个电话？”
我指指盘子。他仔细地挑选里面的硬币，最后取了一个十法郎的硬币，冲我眉开眼笑，然后便消失在咖啡店里。可是，在路过咖啡店旁边的那部投币电话时，他连装装样子瞥一眼都没有。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这幕喜剧一再重演。马里厄斯经常出现在我的视线里，要么在街道上走来走去，要么在村子里徘徊，伸开双臂请求搭车。他的机动脚踏车总是在修理，他还需要打个电话。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干脆免去了这些令人厌倦的俗套。我就在档位杆旁的盘子里放上两个十法郎的硬币，马里厄斯则径直将钱放进衣服口袋里。对这种安排我们俩都非常满意，它高效、文明，而我们，都不喜欢讨论金钱的事。
渐渐地，我们之间的关系从初级的金钱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呈现出某种社交的特点，这种情况是两三个月以后的事了。一天早晨，我走进邮局，看到马里厄斯正对着一张纸手忙脚乱，他坚持把纸推向柜台里面的女营业员。女营业员一直摇着头，又把纸推了回来。耸了好多次肩，最后用那些听得见的噘嘴声取代耸肩——气正从往下撇着的嘴唇里轻蔑地挤出来一一法国人喜欢这样来表示不赞成或不同意。接下来便是沉默。交涉显然没有成功。
我的到来让女营业员有了结束交涉的借口，她斜对着马里厄斯，冲我道了声早安。马里厄斯回头看见是我，紧绷着的脸立刻舒展开来，他拍拍我的肩膀说，“我在外面等你。”
他向我诉苦说，那位女营业员拒绝将他的五百法郎支票兑换成现款，他要指控她缺乏想象力，生性乖张，不肯助人。他将支票举到眼前仔细端详，说，这是一种实用的敛钱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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