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支票递给我，支票在风中可怜地抖动着。我猜这可能曾经是一张合法支票，但是现在它被弄得皱巴巴、脏兮兮的，上面的数字都磨掉了，几乎难以辨认。用现钱换回这么一张破旧不堪、让人难以相信的老古董，这不啻于一个不折不扣的乐观主义行为。我这样告诉马里厄斯，再说我身上也没有五百法郎。
“非常遗憾，”他说，“既然这样，你为我买杯酒喝总可以吧。”
我发现，我很难回绝这种可爱的厚颜无耻，也许正因为我身上这种东西太过缺乏。两分钟后，我和马里厄斯已经坐在咖啡店后面的座位上了。我们以往的会面都是在车里，我的眼睛一直盯着道路，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他。
他的面孔很耐琢磨，气候一定对他的肤色产生了太多的负面影响，因此他那皮肤就像皲裂的树皮。别人脸上是皱纹的地方，他的却是深沟；别人脸上是光滑的地方，他的却是皱纹。但他的眼睛很亮，头发浓密，粗硬，灰色，剃着平头。我揣测他的年龄在六十岁上下。他从军用茄克口袋里取出一大盒点煤气炉的粗头火柴，点燃了一支香烟。我看见他左手的整个拇指从第一个关节处都没有了，也许在修理葡萄藤时失手被修剪铅剪掉了。
一大口红葡萄酒下肚，他的身体微微颤动，像是表示谢意，然后便开始盘问我。他说我讲法语的样子就像德国人。当我告诉他我是英国人时，他显得很吃惊，因为大家都知道，去国外的英国人更愿意使用自己熟悉的语言，遇到当地人听不明白的地方，他们把音调提高就行了。马里厄斯捂住耳朵，咧着嘴，瞅着牙笑，脸上的道道格皱便荡漾开去。
然而，一个英国人，大冬天在这儿干什么？以什么为生？好多人也经常问我类似的问题，我的答案常常激起两种不同的反应——要么是遗憾，因为写作是一项声名狼藉、漂泊不定的职业；要么是兴趣，不少法国人对那些在文学艺术领域里艰苦跋涉、苦苦探索的人心怀敬意。马里厄斯属于第二类。
“啊，”他说，“你出手谨慎，但是显然不穷。”他轻轻敲着他那空空如也的酒杯。
更多的点心上来了，问题继续问下去。我对马里厄斯说我喜欢写什么东西。他身子向前倾斜，半闭着眼睛，对着他吐出的烟雾，显然是一副要透露绝密消息的样子。
“我出生在此地。”他的一支胳膊朝他出生地的大致方向挥舞一下——咖啡馆外面的某个地方。“我可以给你讲许多故事，但要在下次，现在不行。”
原来此前他还有个约会。那天村子里举行葬礼，他从不错过参加葬礼的机会。他喜欢葬礼仪式的整齐步调、庄重感、哀乐，还喜欢看女人穿着她们最好的衣服和高跟鞋参加葬礼的情景。如果葬礼是为他的老对头举行的，那他就更加欢喜不尽了。他称之为最后的胜利，证实他自己的优越生存权。他伸手抓住我的手腕，看了一眼表。到他该走的时候了，故事得等等再讲。
我非常失望。听一位口才好的普罗旺斯人讲故事，尤如听一位口技大师表演节目，意味深长地停顿的名家好手，震惊不已的表情和捧腹大笑。戏剧源自于现实场景——在走向加油站的途中，取出鸡的内脏，在屋顶下发现黄蜂的窝巢。如果表演者不温不火，表演场地不是在乡村酒吧。那么这些小的场景便会呈现出类似于喜剧效果。它们的确涵义隽永，勉力无穷。
我再次见到马里厄斯，他正蹲在路边他那辆机动脚踏车上，凝视着油箱，头歪向一边，似乎正等待倾听它在他耳边窃窃私语。像七月的岩石一样干燥，他钻进汽车时对我说。不过，我能把他带到加油站替他加上一壶油，不是吗？然后再替他买杯酒，因为这是一个令人烦躁不安的早晨。就像平时和马里厄斯在一起时一样，他自信我没有什么紧迫的计划会影响我做他临时司机的职责。
我们在咖啡店就座，我问他上次的葬礼是否过得很开心。
“不错，”他说，“这次是老费尔南。”他轻轻敲打着自己的鼻翼，“你知道吗？他们说他是五位丈夫中的一个。你一定听说过那个故事了。”
看到我摇头，他回头要了一瓶卡拉夫酒，然后开始了讲述。为了表示强调，或者看看我是否听明白了，他不时地瞥我一眼，但是大部分时间他则盯着远处，搜索他的记忆之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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