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拦得住他呢？”
她没有回答。但那晚我正在自己房间里学习的时候，蔡兹穿着睡衣走了进来。他打手势让我别出声，到楼梯平台上去。
我们像木筏上的两个飘泊者那样站在黑暗之中，听着父母在激烈地争吵。
“看在老天的分上，”妈妈生气地抱怨道，“事情已经够糟的了，别再火上加油了。”
“我是他爸爸，见鬼。这个白痴和他过不去，我不能让他这么做。”
“我可不觉得事情像蔡兹说的那样。反正，让我来处理吧。”
“我已经说了这事我来管，乔安妮。”
“我觉得最好还是让我来，亨利。”她坚决地说。
“可以问问是为什么吗？”
“请你别让我明说出来。”
一阵遏制下的沉默。然后我听见父亲的声音变得关切起来。
“你看上去累了，乔安妮，干吗不坐下，让我给你弄杯东西喝？”
“别！”
“我是指喝杯可可。见鬼，至少我还能做这点事吧。”
“不用，亨利。”她断然说道。终于，她的无比辛酸淹没了她对我们的爱的堤坝而稍有流露。“恐怕你最多也只能做这一点了。”
在迷漫于房屋每一个角落的孤寂中，当小弟弟抬头看着我寻求支持时，我几乎只能看清他脸的轮廓。
这一次，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第二天，西尔维亚和我整天都是哈欠不断。整个上午弗朗索瓦都企图捕捉住我的目光，但我都巧妙地躲过了他的眼睛。让他得出令他感到高兴的随便什么结论吧。
至于达历山德罗大夫嘛，她又回复了女教师般的伪装，一点口风也不露。
我觉得看见她偷偷向我笑了一笑，但这也可能是我一厢情愿的希望。我等不及地想要和她说话。
来讲斑疹伤寒的客座教师，著名的萨尔贝特里医院的让·米歇尔·戈特列布大夫专门研究“古老的疾病”——那些大多数人认为早已从地球上消灭了的病，比如说天花、鼠疫或麻风病。但在非洲和印度，仍有成百上千万的人患这些病。
不仅如此，他和蔼地提醒我们说，就在我们舒舒服服地在巴黎聊天的时候，世界上得结核病的人数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
如果我曾对自己参加国际医疗队的决定有过任何怀疑的话，那么戈特列布就是一个活生生的、雄辩性的再肯定。我以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医生，但我一辈子还没有医治过一个天花病例。我在美国医治过的最穷的、靠福利救济看病的病人也都进行过预防接种。而且，除了一对危地马拉来的非法移民夫妻的婴儿之外，我还没有见过别的小儿麻痹症患者。
《独立宣言》可以认为人人生而平等是不言而喻的事，但在世界上，可悲的事实是，除了工业化国家之外，我们的星球上有无数最贫穷的人得不到人的最基本的健康权。
我认为，正是这一点使我对于有可能在第三世界使用我的技术感到如此地骄傲。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治好在过去会因缺乏医疗而死亡的病人，而且还能带去预防接种这样的预防性医疗的奇迹。这是被从詹纳①到乔纳斯·索尔克③等科学家在百年间发现而至今尚未应用于他们的技术。
①詹纳，爱德华·詹纳（1749-1823），英国医生，牛痘接种法的首创人。
②索尔克（1914-），美国医生，医学研究者，成功研制出小儿麻痹症疫苗。
在被缩得特别短的午餐时间里，西尔维亚和我没有加入到那些围着戈特列市打转的。勤奋好学的、要把他挤干的人群之中。
“报告听得过瘾吗？”
“非常过瘾，”她微笑着说，“幸亏昨晚我是和一个对斑疹伤寒的最新研究十分了解的年轻医生一起度过的。”
我正要问她今晚有什么打算时，弗朗索瓦已把教鞭在地上敲得砰砰直响，命令我们马上继续工作。
这样，我便只好整个下午忍受着各种各样希奇古怪的细菌，直到得知自己命运的时刻的到来。
戈特列布教授5点整时结束了报告，祝我们大家好运气。
我正整理着一整天记下的一大堆笔记时，西尔维亚走上前来，很随便地把胳膊往我肩膀上一放，问道：“你今晚给我弹琴好吗？我保证弹完琴以后一定学习。”
“有一个条件，”我提出要求道，“中间我请你吃晚饭。”
“那不是条件，而是享受。咱们什么时候见？”
“7点在旅馆大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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