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我运气特别好，就能看见北方的秃顶朱鹭。”
“听起来不错。晚安。”
我不知道睡了有多久，但我记得天一亮我就起来了。房间里已经又潮湿又不舒服，而且一分钟比一分钟更糟。
我走到窗口去看第一眼白天的厄立特里亚，看到的一切使我十分吃惊。
“上帝啊。”我倒抽了一口气。
我的同屋突然醒了过来，摸索着找到了眼镜，跳下床来追问道：“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没事，”我说，“不过我觉得今晚这里可能有场大型的摇滚音乐会。”
“你疯了吗？”
“呃，”我继续开他的玩笑道，“好像有挺大一群歌迷在排队呢。我想像不出来这么多人还会等什么别的。不过马尔塔好像在那里发节目单呢。”
吉勒斯惊奇地看着眼前的景象：这似乎没有尽头的人的长龙——憔怀瘦弱，满身尘土，显然都有病——从诊所大门口一直聚集到目力所及之处。
“基督啊，”他倒抽了一口气说，“难道他们不知道我们7点才开始吗？”
“他们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劳力士和吉勒表①的。总之，我看咱们今天会够忙的。”
①劳力士和吉勒表，昂贵的名牌手表。
“没错，希勒。看来马尔塔已经开始在把病人分门别类了。我得去喝我早晨的那两杯咖啡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早点开始。”
他神经有点紧张，但很明显，具有献身精神。
当我们很快穿衣刮胡子的时候（用的是冷水），吉勒斯不由自主地谈论著鸟。在我们“暂住”期间他是如何希望能看一眼有赘肉的鹤和——我不是在骗你——棕色的鲤鸟之类的带翅膀的奇迹。在往“食堂”去的路上他仍不停嘴地说着。食堂比起我们住的棚屋来可算很大了，这是个谷仓式的木结构建筑，显然是仓促之中修建起来的。
其他的人大多数都已坐在了有点往下榻的长桌边，包括西尔维亚在内。她向我招手表示已经给我留了座位。
墙的另一头有个充作厨房的地方，有一个烧木材的炉子和一些有四痕的钢制锅。我们被告知可以放心，当地的厨子有基本的卫生知识，在拿出来给我们吃之前把什么东西都煮开了两遍。至于对他们有任何别的指示没有，那还得走着瞧。
早餐放在一张柜台上：番木瓜、香蕉和羊奶酪，这是和用当地的谷物做的像橡皮一样的面包卷一起吃的。咖啡壶看上去原来做过食油桶（确实如此）。我在西尔维亚旁边坐了下来。
“感觉怎样，西尔维亚？”
“吓坏了。你呢？”
“呃，我得说我的主要心态是急躁。我想到外面去，开始干活。毕竟我们是为此而来的，不是吗？”
她点了点头。
我一面狼吞虎咽地吃，一面环顾周围人的脸，感觉到他们流露出了和我同样迫切的干劲。
只有西尔维亚好像很克制。
“怎么了？”我问。
她摇摇头。“关于血吸虫病的迹象和症状我脑子里突然成了一片空白。”
“得了，”我搂着她的肩膀说，“那晚在弗洛尔咖啡厅你都能倒背如流了。你现在是毫无道理地把自己搞得很紧张。再说，这些病的症状就像时代广场的霓虹灯广告牌一样明显。相信我，你不可能看不到的。”
她强笑了一下，想起来还没有给我介绍坐在她对面月u才在和她谈话的那个提格雷省的青年。
“对了，马修，他叫尤翰尼斯。我很幸运，他要做我的护士，周围的人里他的英文讲得最好了。”
听到这样的称赞，年轻人露出了满脸笑容。“医生，你肯定说错了，”他说道，“我语言上不是那么强的。”
从我所听到的这点，我同意他的看法，希望他至少能把医疗上的问题恰当地翻译给病人——特别是传达病人的回答。
“嘿，”我突然注意到了，“大人物在哪里？可别对我说他还在睡个小懒觉。”
“你在开玩笑吧？”丹妮斯突然插进来说，“弗朗索瓦和莫里斯从我们昨晚到了以后一直都在手术室里。我们到的时候有几个枪伤严重的游击队员正等在那里，他们不想冒险让他们等到早上。”
“他们做得好。”我说。我站起身来，对大家说：“让我们受到他们榜样的鼓舞，去咬住子弹苦干一番吧。”（很不幸用了这个短语，反映了我自己的紧张心清。）
我们正要分散开的时候，马尔塔高声说道：“记住，没有正式的午饭，吃的东西就在这儿，你觉得能走得开就来吃点。7点半吃晚饭，9点开全队会。相信我的话吧，今天会很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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