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做法是，指出新的基因科学和我正在进行的预防医学项目间的微妙联系。
“想像一下吧，”他在信中写道，“有朝一日，我们用不着再考虑治疗像糖尿病之类的疾病了，因为它们根本就不存在了。我们用不着去为缺乏胰岛素的人生产人工合成胰岛素了，新技术可以修补人体内的基因，使它们自然产生胰岛素。难道你不愿参与到其中去吗？”
我又上钩了。
我猜，当我让蔡兹给我寄更多的材料来的时候，他也知道我上了钩。
合同期满前的6个月中，我向许多大学提出读微生物学博士的申请。我特有的野外工作经历显然给了我申请的这些学校一个好印象，因为他们全都接受了我。
我决定去哈佛，纯粹是为了省得当了医生后老得向人解释我为什么没有上哈佛。在那里，我有幸师从迈克斯·鲁道尔夫和他的接班人亚当·库珀史密斯。
我离开的前一晚，我们举行了传统的纵酒狂欢，大家发表些嘲弄性的讲话，进行伤感的告别。我已经感到了留恋之情，但尽量不表现出来。
第二天的航班非常早，我不会有时间和那里最重要的人——病人——好好告个别。因此，我收拾好行李捆好书以后，就漫步走到等着第二天看病的人的各个营火堆前去。
这时我的埃塞俄比亚语已说得差不多和英语一样好了，可以和他们互相说俏皮话。我认出了我给她看过病的一个孕妇，她的第一个孩子死于痢疾。
我祝她在这个孩子身上有所有的好运气。她感谢我的好意。我和她吻别后走回了棚屋。
吉勒斯正焦急地等待我回来。
“喂，马修，你看，你差点忘了这个。”他举着我那无声的键盘说。
“没关系，”我说，“我不需要它了。”
“可是我们拿它怎么办？就这么把它扔掉多可惜。”
这一点我同意，于是建议，请他把它作为我的礼物送给坐在附近火堆旁的那个孕妇。看得出来，他也困惑于她拿它能有什么用，但他看到乐观的一面，说：“也许这会给她的孩子以灵感，使他成为艺术大师。”
“真说不定呢。”我微笑着走进屋里。
我至今仍想念这些人，想念病人，甚至想念那片苦难的地方。当我和我的厄立特里亚朋友告别时，我因为离开他们回到一个我可以跷起双脚、喝着啤酒观看体育世界节目的地方而感到很难过，很羞愧。
在我离开前两个月多一点时，我们破土动工，建造一所有24个病床和一间设备良好的手术室的医院。我知道，在事物的伟大发展中这可能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它毕竟是一个开始。
如果我从在厄立特里亚的全部经历中学到了一样东西的话，那就是，我可以改变事物。
1981年，纽约
有一个很流行的传说，说一个研究生20年前走进了哈佛的基因工程实验室后就再也没有出来。有人说他还在里面，眼睛贴在显微镜上，拼命想找到一个特别不稳定的基因。这传说里有其真实的部分，因为一个研究者一旦开始了这样的探索，他的一部分就和那个变幻莫测的世界永远紧紧联系在了一起。那儿没有白天，没有黑夜，没有四季的变化，也没有时间的消逝。
我开始进入哈佛时，这个领域几乎是刚刚起步，距克里克和沃森①发现脱氧核糖核酸的结构还不到20年。他们的发现提供了在未来打开人体75万亿个细胞中每一个细胞的秘密的钥匙。
①克里克（1916—）、沃森（1928—），克里克为英国生物物理学家，因参与20世纪生物学上的最重要发现——测定DNA（脱氧核糖核酸）的分子结构而与沃森、威尔金斯共获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沃森，美国生物物理学家。
然而，已经有幻想家们相信，一切疾病最终都可以通过把不论哪个被发现有缺陷的基因修补好后再导人人体内而得以治愈。
我是那些献身的狂热者之一。我深信这是可以做到的，是应该做到的，哪怕我们这辈子再也睡不了觉——也要把它做到。
从非洲回来后的头4年，我是在我的脱氧核糖核酸合成器前度过的，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试验，寻找着能够用来使肿瘤逆转的那个具体的分子结构。
我对一个基因的执着搜寻使我想起了吉勒斯。他每天清晨5点挨着冻扫视地平线，以求能看见一只难见的鸟，而我对征服疾病的难以抗拒的冲动使我整夜不眠地工作。
人能光靠比萨饼活着吗？多年以来，哲学家们一直在争论这个间题。但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亲身做了试验。我知道在厄立特里亚，人可以靠粗谷饼活着。用融化的干酪和西红柿片加在类似的扁饼上，相比之下这样的饮食是多么富有营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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