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也许会奇怪，这和科学研究有什么关系？回答是，当你在狂热地追踪某一条脱氧核糖核酸链时，你不会在晚餐或什么餐上浪费时间。比萨饼就是唯一的食物。
毫不奇怪，我的博士论文所做的项目是神经生物学。你脑袋中过子弹以后，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你心里就总想着自己的大脑。于是，我开始探索大脑两半球，研究神经通道，跳过神经元的突触，看看在这极少为人所知的领域中能发现些什么。人体内的这片天堂也是妖魔有时来播下毁灭性肿瘤的地方。我越来越坚定地要摧毁它们。
1984年结束了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后，我留在了哈佛做博士后研究。我猜其中很大的原因是由于惰性。不论在哪里，实验室看上去都差不多，论起吃比萨饼来，波士顿似乎也和别的地方一样好。
此外，在难得的情况下，我们也出去吃饭。我总是把朋友们哄到城北老意大利区去，在那儿你几乎看不到英文的招牌，听不到人说英文。
每次到那里去，我就想像看见了西尔维亚。有时我觉得听到了她的声音，或看见她就在我前面走着。我紧走几步赶上去，却意识到我的脑子又在欺骗我了。
即使是现在，我在晚上仍梦见她重新出现，醒来却仍是孤身一人。看来，使我把自己锁在实验室中的还不仅是对科学的追求。
当我开始发表我的研究成果后，就接到各个机构的来信，询问我是否有意换换地方。最吸引我的是曼哈顿北区康奈尔医学院的邀请。
这时，蔡兹几乎已经绝望了，认为我肯定要变成一个“脾气古怪的老光棍”了。他迫切地希望我换个地方，指望我在从一个显微镜前往另一个显微镜的路上，会遇见一个可爱的空中小姐，此后便永远幸福地与她生活在一起。艾伦和蔡兹同样关心我感情上的倦怠，但她说得要委婉一些：
“在波士顿，如果你去找，会有合适的女人；在纽约，你就是想躲，合适的女人也会找到你头上来。”
蔡兹拼命兜售纽约那无穷无尽的文化生活机会：剧院、音乐会、歌剧等等。更不用说这种工作具有的显赫地位是一块天然磁石，能吸引来最优秀最聪明的女人。
总之，我决定到那里去。是到了换换环境的时候了。终于，我也克服了居住在多于一间房间的地方的内疚感。我非常幸运能在东区大道找到这处看得见河景的极好的公寓，它鼓舞我重又开始慢跑锻炼（我的腰围似乎比我的事业发展得快）。
我的公寓位置非常理想，价钱又出奇地便宜。它上市已经将近6个月了，卖房的奥斯特莱谢老太太对于允许谁来住在她和她做心理医生的老伴共同居住了这么久的公寓非常挑剔。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绝望？），我一走进门她就对我微笑，主动带我看房子。很显然，她通常是不这么做的。
然而，她还是无法使自己进入丈夫的书房。我称赞着高抵天花板的木制书架，上面塞满了用各种欧洲语言写的专业书和纯文学作品，但她却一直不安地呆在门口。
“如果你对这些书有任何兴趣的话，大夫……”她怯声说道，但是没有能够说完。
“你难道不把它们带走吗？”我问道，立刻体会到她声音中的忧伤。
“我要到佛罗里达去和女儿一起生活。他们的书已经够多的了。”
她注意到我的眼光发现了那架钢琴，便停止了说话。
那是一架战前常常生产的红木“客厅大钢琴”，制作极为精美，象牙琴键几乎和新的一样。我本能地知道它的音肯定还很准。
“你弹琴吗？”我听见她在问。
“从前弹。”一个只在星期日玩玩的人的口气。
这时，她来到了我身边，热情地笑着，冲钢琴做着手势。
“我能有此荣幸吗，大夫？”她的口气里充满了渴望。
我呆住了片刻，既有强烈的弹琴的愿望——为她也为我自己——又可怕地确知我仍然不能够弹。
我低头看看键盘。突然，我仿佛站在了墨西哥令人头昏眼花的悬崖之上，那些吸引着冒失鬼去冒生命危险的悬崖。我仿佛站得如此之高，光是看一看那黑白琴键就使我感到眩晕。我的心跳加快，我慢慢从悬崖边后退开去。
“对不起，”我咕哝道，“我手生了。”尽管我极想逃跑，我还是强迫自己出于礼貌尽可能呆得长久一些。她继续说着话，可是我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时机一到我就溜了。
回到医院时已经有口信在等着我了，是房地产经纪人留的：“不论你出什么价买她的单元房，奥斯特莱谢太太愿附送钢琴。在他们把她送到疯人院之前赶快抓住这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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