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能对她说我不能？她是不是已经看出来了？
她把手放在了我的手上，说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这是她能够想像的最可怕的事了。
我提醒她说，我是个医生。
“但你照样还是个艺术家。”她动情地答道。
“谢谢了，”我喃喃道，“这话出自你口，对我很有意义。”
她想了片刻后问道：“从那次以后你试过吗？我是说甚至弹弹像《G调小步舞曲》这样简单的东西？”
“埃维，全没有了，每一个音符都不存在了，连乐句中的休止符都没有了。我已经多多少少地习惯了。我的意思是，作为一个医生我拯救了生命。这是一种殊荣。请相信我，如果我必须选择的话……”
“可是你为什么需要选择呢，马修？为什么你要受到这样的惩罚？”
现在我又有点后悔把一切告诉了她。
然而在内心深处，我知道如果我们没有重逢，这种局面维持不了多久我就会垮掉的。
我责备自己在埃维家呆得太晚了。她早上得早起，准备孩子们上学，而我并没有这样的责任。但我们被谈话深深吸引，忘了时间。
在我到家以后，我甚至不得不和自己斗争，打消像过去那样想给她打电话感谢她的荒谬念头。
我不愿——或不能就这么去睡觉，因此坐下来希望能凭空想出一个随便的借口，好再这样见一次。（也许可以请埃维和孩子们去音乐会或看日场演出；或星期日早上到公园去骑自行车，然后到草地酒家去吃顿早午餐。）当我考虑着各种可能性时，我注意到，它们全是些把我们作为一个家庭来考虑的设想。为什么在我幻想的节目单上，我竟没有放进单独请埃维出去晚餐这一项？
也许是因为我害怕陷入到感情中去？可是你这个傻瓜，你把今晚和她这种心与心的交流叫做什么？你还能比这陷得更深吗？
我在自己心里和蔡兹交谈，他嘲讽地问道：“现在又有什么问题了，老大哥——害怕起幸福来了？”
答案：是的。
“可是这件事很容易呀，马特，”蔡兹继续开导说，“你们已经是20年的朋友了，这并不是新的开始，而是自然的继续。你为什么不放松一点，听任事情自由发展？”
有的时候，弟弟的话有点道理，特别是在我的想像中。因此我听从了他的劝告。
第二天上午，我给埃维打了个电话对她表示感谢。她也避开自己的感情，强调说孩子们都非常喜欢我，求她不久再请我去。
“顺便问问，”她说，“下星期六有个纪念莫扎特生日的聚会，你有兴趣来参加吗？每年都有一群朋友和同事聚在一起纪念一番。想找个机会演奏一下的人都来。”
哎呀，听起来有点像在施加压力，但她很快让我放下心来。
“不想扮演演员的人可以扮演听众，因此你只需坐在那里听，并且原谅那些不可原谅的错误。”
“错误？”
“当然啦，这确确实实是一群各式各样的音乐家。我最好的朋友乔琪在朱利尼德学院我们系教中提琴。她丈夫是个会计师，是个极可爱的人，但轻着说他弹钢琴是个笨蛋。他劲头可大了，所以我们就都闭上耳朵。你愿意来吗？”
“当然。你打算演奏什么？”
“哦，我演奏《五部曲》，加上他们要把我拉进去的不管什么节目。”
“听起来很有意思。我什么时候去接你？”
“8点钟怎样？”
“行。我需要带什么东西吗？”
“呃，你可以挑上一瓶好的白葡萄酒，我带上我那有名的卤汁宽面条。”
“太好了。我盼着去呢。”
路易吉以四分之一拍的速度把我们送到三层楼下的聚会处，并利用这短暂的路程和我交谈。
“这位先生是钢琴家，是吧？”
“谁说的？”我有点疑心地说。
埃维耸耸肩，表示不是她的责任。这时路易吉说明道：“很明显，你没有带乐器，要不是钢琴你能演奏什么？”
“哦，我可以唱歌嘛。”我开玩笑道。
我们的交谈者考虑了半秒钟，然后认定道：“不，我想不会。”
谈话结束。我们到了。
我向来不善于在聚会上应酬，所以我总是很高兴有机会弹琴。除了葬礼，在其他所有场合大家一直都邀请我演奏。
不过这一回，聊天并未使我不知所措，因为所谈的是熟悉的题目，讨论新出现的艺术家时我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当我遇见《纽约时报》的音乐评论家时，我觉得自己“退休”了真是轻松。这家伙什么都评论，包括餐前小吃（幸亏他喜欢埃维做的烤宽面条，不然我会用皮带抽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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