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姆停住，犹豫一下又说，“还有件事，那事你不知道。”
“什么事我不知道？”
他把头掉过去。“我决不会告诉你。”
“萨姆，”西莉亚坚定地说，“你必须控制情感，你这样折磨自己，不管对你对别人都没有任何好处。”
他仿佛没听见似地说，“我在这里完了。你是知道的。”
“不，我一点也不知道。”
“我想辞职。律师们说，我决不能那样做，目前还不能。我必须留在原位。”他又沉闷地说，“还必须维持门面，保住公司。不能给那些如虎如狼的律师提供更多的炮弹，不能让他们拿着要求赔偿损失的起诉书向我们逼近。所以我还坐在这位子上，为了股东们的利益，暂时仍当着总经理。”
“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西莉亚说，“我们是需要你来管理公司。”
他摇摇头。“那事要你去干了。你没听说？董事会已决定了。”
“塞思刚才向我略略提了一下。可是我需要你。”
萨姆望着她，眼里含着无言的极度痛苦。
西莉亚突然有所决定。她走到办公室的外门，把门销上；又把通秘书房间的门也销上。她拿起电话话筒说，“我是乔丹太太，我与霍索恩先生在一起，别让人来打搅。”
萨姆仍旧坐在办公桌前，一动也不动。
西莉亚问他，“这事发生后，你哭过没有？”
他似乎感到意外，接着摇摇头。“哭有什么用？”
“有时，哭一哭就好受些。”
西莉亚走到他眼前，俯身搂住他。“萨姆，”她悄声说，“松快一下吧！”
萨姆一个闪缩，盯着她的脸看，主意不定地犹豫着。接着，像闸门突然被冲开，他孩子般地把头靠在西莉亚肩上哭了。
西莉亚第一天同萨姆会晤之后，很快就看出他已是个垮掉的悲剧人物，先前的奋发精神烟消云散，对公司的领导工作已无所作为。西莉亚既深感忧虑，也只好接受现实。
萨姆每天来上班，还是开着他那银灰色的罗尔斯-本特利轿车，在“走廊层”上停车。偶尔他和西莉亚同时到。西莉亚乘的是公司那辆司机开的专车，为此她心里很感激，因为这一来，上下班途中她也可以干工作，读文件了。
同时到达时，她就同萨姆一起走过玻璃走廊，到主楼里乘专用电梯到领导人占用的十一层。他们有时闲聊几句，但总是西莉亚先开口。
萨姆一进办公室，就基本上呆在里面不出来。没有人打听他具体在干些什么，反正除了一些不痛不痒的备忘录外，重要文件也不送到他那里。业务会议虽然事前都一一通知，但惹人注目的是萨姆绝不露面。
因此，从回来的第二天起，西莉亚无疑已在管事了。
凡是需要领导决策的最重要问题都交她处理，其他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也请她解决。她以自己的敏捷果断、见多识广、意志坚强等特长，一一予以处理。
占用她大量时间的是与律师们一起开会。
有关蒙泰尼和撤回该药的事公诸于世之后，第一批控诉书就提出来了。
有些控告看来内容真实。有几个畸形儿，其中也有早产儿，已在美国出生，他们与其他国家畸形儿一样，母亲们都在怀孕期间用了蒙泰尼。
这类内容确凿的诉状今后必然会增多。公司内部作了估计，蒙泰尼在美国造成的畸形儿总数约为四百出头。这是按法国、澳大利亚、西班牙、英国等国的统计估算出来的，考虑了蒙泰尼在那些国家销售时间的长短、数量的多寡以及美国方面的相应数字。
其他诉状中，有的是代那些用过蒙泰尼但尚未临产的母亲提出的；这大多控告费尔丁-罗思失职，担心以后产下畸形儿。估计剩下为数不多的诉状内容不足为凭或存心欺诈，但都要正式予以处理——这一切需要在法律程序上花费大量时间，开支大笔费用。
至于整个开支，西莉亚——她必须尽快了解这完全陌生的课题——发现，费尔丁-罗思办理了产品责任保险，数额达一亿三千五百万元。此外，公司为了同样目的在公司内部还储备了两千万元。
恰尔德斯·昆廷律师对西莉亚说，“那一亿五千五百万元听起来不少，也许够我们支付赔偿要求了。”接着他又说，“但我不想只靠它，有可能要你在别处再筹些钱。”
昆廷白发苍苍，年逾古稀，是个仪表堂堂的长者。他是华盛顿一家律师事务所的首席律师，擅长医药方面的法律事务，特别善于替赔偿损害的一方辩护。根据费尔丁-罗思常年法律顾问们的建议，这家事务所已受聘为费尔丁-罗思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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