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个新药推销员给我的样品。”
西莉亚吓了一跳，她说，“但你没有用过吧？”
安德鲁摇摇头。“我倒是想说当时我对这药有怀疑，但这不是真话。我只不过忘记有这药了。”
“这些样品眼下在什么地方？”
“今天我才记起放的地方，我全都找出来了，有好几百片哩。在什么文章上我读到过，有二百五十万片以上已分送到美国医生们手中。我把我那几百片都扔在抽水马桶里冲走了。”
“谢天谢地。”
“我也要这么说。”
随后的几个月，不断有关于酞胺哌啶酮的新消息传来。据估计，在二十个国家里有两万名这样的畸形儿，尽管确切数字永远不可能知道。
在美国，海豹肢畸形儿的出生数字很低——大约十八九个——因为从来没有批准该药供人普遍使用。如果批准过，美国缺胳臂少腿的畸形儿很可能达到一万。
“我想我们都该感谢那位叫凯尔西的妇女，”一九六二年七月的一个星期天，安德鲁对西莉亚说。这时他在家，在他们俩的小书房里舒舒服服地坐着，他面前摊开着一张报纸。
“凯尔西”就是弗朗西丝·凯尔西博士，她是食品药物局里主管药物的一个官员，地不理会医药公司的催逼，用官样文章的办法拖延着，因此酞胺哌啶酮-反应停未能在市场上出售。现在，凯尔西博士声称：她一直怀疑这药的安全性是有科学依据的，从而成了全国的英雄人物。肯尼迪总统授予她一枚总统的金质功勋奖章，这是美国公民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奖章。
“由于结果表明，”西莉亚说，“她所做的事是对的，我同意感谢她。
但也有人说，她是因为不干事才得到这枚奖章的，她只是迟迟不做决定，这是官僚分子总爱采取的一种保险办法，因此说她现在自称有先见之明与事实不符。同时，也有人担心，肯尼迪所做的事意味着，在将来，如果有其他食品药物局官员也想得一枚勋章，那么真正为人们所需要的好药也将受到拖延而用不上。”
“你必需了解的是，”安德鲁说，“所有搞政治的人都只管对自己有利、不顾是非。肯尼迪也不例外，凯弗维尔也一样。他们两人都在利用酞胺哌啶酮事件来标榜他们自己。不过，我们还是需要某种新法律。因为不管酞胺哌啶酮还起过什么别的作用，西莉亚，它确确实实说明，你们制药业管不好自己，还说明，制药业中有的厂商已经腐败了。”
这评语是由一系列的揭露引起的。对酞胺哌啶酮事件有责任的几家医药公司进行调查以后，几乎每天都有一些欺骗、狠毒、贪婪、掩饰、无能等等真相披露出来。
西莉亚忧伤地承认说，“我但愿能和你辩论。但是任何一个神志正常的人都不能这样做。”
令人惊异的是，虽然事先还有过政治花招，一些好的法案还是出现了，而且于一九六二年十月经肯尼迪总统签字后成为法律。尽管新法律远非完美，有些条款后来还使一些非常有用的新药不能到达急需使用者之手，但它总算给消费者提供了“酞前”没有的防护措施。“酞胺哌啶酮以前”的时代，后来就被制药界的人简称为“酞前”。
也是在十月份，消息传到西莉亚那里，费尔丁-罗思的总经理兼总裁伊莱·坎珀唐已经病了好几个月，就要死了。因为他得了癌症。
西莉亚听到这消息还没几天，霍索恩就把她叫到他的办公室。“伊莱传来口信，他想见一见你。他已经被人从医院接回家中。我已安排好，明天派车送你去。”
他家在莫里斯城西南五英里的肯布尔山湖的湖畔。房子在一条长长车道的尽头，远远望去，根本看不见，因为被树木和浓密的灌木丛遮住了。这房子又大又古老，它正面的砌墙粗石由于日晒雨淋而显得绿莹莹的。从外面看，里面似乎很暗。走进去，果然很暗。
一位弯腰曲背的老管家把西莉亚领进了屋。他把她带到一间以沉重的古老家具布置起来的华丽客厅里，请她等一会儿。房子很安静，听不见有活动的声音。西莉亚想，这或许是伊莱·坎珀唐一个人生活造成的；她知道他已鳏居多年了。
几分钟以后，一位穿白制服的护士出现了。她年轻、漂亮、活泼，与周围的一切形成对照。“请你跟我来，乔丹太太。坎珀唐先生正等着你哩！”
当她们踏着厚地毯，走上弧形的宽大楼梯时，西莉亚问道，“他怎么样了？”
护士实事求是地说，“非常虚弱，疼得厉害，虽说我们给他用止痛药减轻痛楚。但今天没用。他说他希望保持清醒。”她好奇地打量着西莉亚。“他一直盼望你的到来。”在离楼梯口不远处，护士打开一扇房门，示意西莉亚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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