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差一点，”杰贝克船长突然轻声地插了一句。他的英语说得很清楚，只是略带点挪威腔。“自从这个年轻人20个月前搭上了我这条船以来，任何国家都不允许他上岸。无论到达哪个港口，我听到的都是同样的话：他没有护照，没有证件。因为他不能离开我们，他是我们的。”船长伸出了一双海员所特有的大手，手指张着做了一个质问的手势。“这叫我怎么办——难道因为任何国家都不肯要他就把他扔进大海里去喂鱼？”
一颗颗绷紧的心松弛了下来。出于对船长的尊敬，斯塔比·盖茨默默地退了下去。
那个移民官此时已消了气。他疑惑地说道：“他声称自己是法国人，因为他出生于法属索马里。”
“不错，”船长表示同意。“可惜的是法国同样要求有证件，但这个小伙子什么也没有。他向我起誓说，他什么证件也没有，我也完全相信这一点。他很诚实，干活是把好手。要了解这一点20个月的时间是足够了。”
亨利·杜瓦尔一直在一旁密切注视着谈话的进行，他那满怀期望的目光从一个人脸上移向另一个人。此时他的目光又重新落在了移民官的脸上。
“对不起，他不能在加拿大上岸，”看来移民官有些不安了。尽管他表面上很严厉，但他并不是铁石心肠的人，有时他真希望自己的职责规定的含糊些。他不无歉意地补充道：“恐怕我无能为力了，船长先生。”
“上岸一晚上也不行？”有着伦敦佬的固执的斯塔比·盖茨仍抱有一丝希望。
“一晚上也不行。”听得出这一回答是最终的结论了。“现在我就颁布拘留令。”
船靠码头已经有一个小时了，船外，夜幕已降。
温哥华时间下午11点刚过，在总理于渥太华的官邸入寝后大约两个小时后，一辆出租汽车冒着倾盆大雨驶到海角码头那黑黝黝，空荡荡的入口。
从车上下来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温哥华邮报》记者，另一个是该报的摄影记者。
那记者名叫丹·奥利夫，有三十七、八岁的样子，虽然他是个大块头，但并不显得笨拙。他红光满面，脸颊很宽，举止随便，这使他看上去并不象个成功的，偶尔也很冷酷的新闻记者，倒象个和蔼可亲的农夫。与他相反，那位名叫沃利·迪·维尔的摄影记者身体瘦削，6英尺出头，走路时的步态快而紧张，显出一副悲观厌世的样子。
出租汽车倒了回去，丹·奥利夫环顾了一下四周，拢平了雨衣衣领。由于突然后退的出租车的前灯的照耀，周围一时什么也看不见。他们站的地方周围都是些暗淡的，幽灵般的幻影和一块块深黑色的微微泛光的水域。万籁寂静；空空如也的建筑物隐隐约约地呈现出它们朦胧的轮廓。他们的眼睛渐渐地适应了这种黑暗，近处的影子也悄悄进入了他的焦距。他看到他们正站在一个与海岸线平行建筑的宽敞的水泥斜坡上。
在他们身后，就是出租车载他们来的方向，有一座塔状谷仓的圆柱形仓体和几座黑黝黝的建造在船坞上的仓库，在它们旁边是成堆的货物。它们都被防水帆布覆盖着，乱堆在斜坡上，两个码头象两只手臂一样在水面上朝外伸展着。每个码头的两侧都停泊着船只，有几只灯发出暗淡的光亮，向人们表明这里一共停泊了5条船。但四周都见不到一个人影，也没有任何动静。
迪·维尔扛着摄影机和摄影器材。他朝停泊着船只的方向努了努嘴问道：“是哪条船？”
丹·奥利夫用随身带来的那只袖珍电筒查看着一张纸条，那是值夜班的本地新闻编辑主任在一个小时前接到一个秘密电话后交给他的。“我们要找的船叫‘瓦斯特维克号’”他说道。“我想它应该在这几条船里。”他朝右拐去，摄影记者跟着他。下了出租车到现在已经有一、二分钟了，雨水顺着他们的雨衣哗哗地朝下流着。丹能够感觉到他的裤脚都湿透了，一股涓细的水流在他们衣领下流着，令人很不舒服。
迪·维尔抱怨道：“他们应该在这里设一个问事亭，里面坐个漂亮的姑娘。”他们小心地穿过了一些横七竖八地堆放在地上的破包装箱和油桶。“不管怎样，我们要找的那个人到底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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