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懂。”杜瓦尔摇了摇头，他的表情仍然是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
“我们先不管它，”阿兰说道。看来他的头开得似乎不好。他继续说道：“船长对你说了，我是律师。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将代表你，并尽可能把你的案子提交我们国家的法庭。”
亨利·杜瓦尔看了看阿兰，又望了望船长。“我没钱。我不能支付律师。”
“什么也用不着支付，”阿兰说。
“那谁支付？”又是一道警惕的目光。
“有人会支付的。”
船长插进一句。“是不是由于某种原因，你不能告诉他谁付钱，梅特兰德先生？”
“是的，”阿兰说道，“给我的指示是我不能泄露那人的姓名。我只能告诉你说那是一个富有同情心，并且愿意帮忙的人。”
“有时是有好人啊，”船长说道。他显然十分满意，并向杜瓦尔肯定地点了点头。
想起德弗罗参议员和他们的动机，阿兰一时感到良心有些不安。但他镇定了下来，提醒自己他毕竟还是坚持了他要求的条件的。
“如果我留下来，我干活，”亨利·杜瓦尔坚持道，“我挣钱。我还一切。”
“好吧，”阿兰说道，“我想如果你愿意你可以那么做。”
“我还一切。”那年轻人的脸上露出热切的神情。不信任感暂时消失了。
“我当然要告诉你，”阿兰说，“也许最后我什么忙也帮不了你。你明白了吗？”
杜瓦尔似乎糊涂了。船长解释道：“梅特兰德先生将尽他的最大力量。但也许移民局会不同意……就象以前一样。”
杜瓦尔慢慢地点了点头。“我懂。”
“我想起一件事，杰贝克船长，”阿兰说。“从你到这里之后，你是否带亨利去过移民局，要求就他入境一事举行正式听证会？”
“一位移民官来过我们船上……”
“不，”阿兰坚持道。“我的意思是除此而外。你是否带他去过移民局大楼，要求举行正式调查会？”
“那有什么用？”船长耸耸肩。“得到的回答是一个样。此外，在港口里我时间很紧，有许多事情要做。今天是圣诞节，所以我才有时间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
“换句话说，”阿兰温和地说，“由于你太忙，你还没有带他去要求举行正式调查，是不是这样？”他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象是随便问，但一个主意正在他心里生成。
“是这样，”杰贝克船长说，“当然，如果有作用的话……”
“暂时先不说它吧，”阿兰说道。他的想法还很模糊，稍纵即逝，也可能最终什么结果也没有。不管怎么说，他需要时间来彻底阅读一下移民方面的各种法规。他很快转了一下话题。
“亨利，”他对杜瓦尔说，“我现在想和你一块回忆一下你以前的一切事情，从你最早能记得的时候开始。我知道有些事情已经登在报上了，但有些事情可能被漏掉了，还可能有些事是你在此之后又想起来的。你从头开始讲好不好？你能记得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我母亲。”杜瓦尔说道。
“她给你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她对我好，”杜瓦尔简单地说道，“她死后，没有人再好——直到这船上。”
杰贝克船长站了起来，转过身来，背朝着阿兰和杜瓦尔。他在慢慢地重新装着烟斗。
“给我讲讲你的母亲，亨利，”阿兰说道，“她什么样，她常说些什么，你们一块做些什么。”
“我母亲好看，我想。当我小孩，她抱我；我听，她唱。”年轻的偷乘者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说着，好象他的过去是一件易损的器皿，只能轻拿轻放，不然就会消失。“还有时她说：明天我们上船，去找一个新的家乡。我们一起走……”他时而犹犹豫豫，时而信心十足地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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