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确信他的母亲是一个法国人，在他出生之前，她的家人返回了法国。至于她为什么与她的父母中断了联系，这只能靠猜测了。也许这与他的父亲有关，他的父亲（据他母亲说）曾与他母亲在的黎波里短暂地住过一段时间后，就离开了她，又出了海。
他现在讲的与他两天前告诉丹·奥利夫的基本相同。阿兰从头到尾仔细地听着，必要时鼓励和提示他一下，当觉得有混淆时，则插进一个问题。但在大多数时间里，他一直在观察亨利·杜瓦尔的脸。这是一张使人信任的脸，随着他对事件的叙述和心潮的起伏，他脸上一会儿洋溢着兴奋，一会儿又布满愁云。有时还流露出痛苦的表情，当他描述到他母亲的死时，他的眼睛闪着泪花。阿兰对自己说，如果这是在法庭作证，我肯定会相信他说的话。
作为最后一个问题，他问道：“你为什么要来这里？为什么选中了加拿大？”这一回他一定要作出虚伪的回答啦，阿兰想：他可能会说因为加拿大是一个美丽的国家，他一直向往能生活在这里。
亨利·杜瓦尔仔细地考虑了一下，然后说道：“其他国家都不行。加拿大是最后试试的地方。如果这里不行，我想亨利·杜瓦尔没有家了，永远没有。”
“好吧，”阿兰说道，“我想这是实话。”
他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被感动了，他没有想到自己会产生这种情感。他是带着怀疑而来的，只准备在必要时诉讼法律，但没指望胜诉。然而现在他希望更多地卷入此事。他希望能为杜瓦尔做一些有积极意义的事情，把他从船上带下来，给他一个重新建立新生活的机会，并且是以一种命运从未允许他进行的方式来建立这个新生活。
但这能办到吗？在移民法中的什么地方是否存在着某种漏洞，可以巧妙地利用它把杜瓦尔放进来呢？也许存在着这种漏洞，但如果是这样，那么就应该抓紧时间立即寻找它了。
在刚才谈话的最后阶段，杰贝克船长几次进进出出。现在他又回来了，阿兰问道：“你的船将在温哥华停多久？”
“本来只准备停五天。不幸的是机器需要修理，现在看来需要两个星期，也许需要3个星期。”
阿兰点点头。两周或三周太短了，但比5天强多了。他说：“如果我要代表杜瓦尔采取法律程序，我必须要有杜瓦尔的书面委托书。”
“那么你只好自己写下要说的话，然后让他签名，”船长杰贝克说道。“他只能写自己的名字，仅此而已。”
阿兰从兜里掏出一个笔记本，想了一下，然后写道：我亨利·杜瓦尔目前被拘留在“瓦斯特维克号”货船上，停泊在加拿大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市“海角”码头。我现在申请在该码头上岸入境，并请路易斯和梅特兰德合伙律师事务所的阿兰·梅特兰德作为我的律师，处理有关上述申请的全部事宜。
船长仔细地听阿兰把上面的话念了一遍，然后点了点头。“很好，”他对杜瓦尔说，“如果要梅特兰德先生帮忙，你必须得在他写的东西上签上名字。”
亨利·杜瓦尔拿着船长递过来的一支钢笔，慢慢地、笨拙地在那张从笔记本上扯下的纸上，用孩子般的潦草笔迹签下了名字。阿兰不耐烦地看着，他现在的唯一的想法就是回去认真整理一下先前他头脑里浮现出的想法，他有一种越来越兴奋的感觉。当然，他想的办法可能希望渺茫。但它也可能，仅仅可能，有一线成功的希望。
圣诞节短暂的休假很快就结束了，仿佛它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在圣诞节那天，豪登夫妇早上去参加了圣餐仪式。然后回到家中，接见了一些客人，大多数是官方访问者，还有一些家庭的朋友，这些活动直到午饭才结束。下午，莱克星敦夫妇开车前来拜访。豪登和莱克星敦两人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一直谈了两个小时，讨论关于华盛顿会谈的安排。之后，玛格丽特和杰姆斯·豪登通过跨大西洋电话线与在伦敦过圣诞节的女儿、女婿和外孙们谈了话。等到双方每个成员都互相谈完之后，电话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豪登看了看表，得意地想到是他那有钱的企业家女婿将付电话费，而不是他自己掏腰包。然后，豪登夫妇自己安静地用了晚餐。晚餐后，豪登单独在书房里工作了起来，玛格丽特则独自一个人在电视上看了一部老影片，是詹姆斯·希尔顿的那种伤感、温情的电影，片名叫《再见，齐普斯先生》。玛格丽特惆怅地想起她和她丈夫曾在30年代一块看过这部片子。然而现在，影片的主演和编剧都早已作古，而豪登夫妇也不再光顾影院了……晚间11点30分，玛格丽特道完晚安便自己上床去睡觉了，而豪登则一直工作到凌晨1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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