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话头转到了天气上。
“到了盛夏季节这里的日子一定是很不好过的，”我说。
“潮湿极了，”约翰答腔说。
这个题目我们是早就谈过的了，所以我的回话也是现成的。
“就跟八月里的纽约差不多，是不？”
“不相上下，”他说。
“那是不是……影响了女工的工作效率呢？”
“你是说……”
“我看车间里没有安装空调啊，”我说。
他对我瞅了一眼。
“这是亚洲，奥利弗，”他说，“不是加利福尼亚。”
车子还在一路往前开。
“你住的公寓里有空调吗？”我问。
约翰-项又瞅了我一眼。
“奥利弗，”他若无其事地说，“在我们东方，工人对生活所抱的期望是没有那么高的。”
“是吗？”
“就是。”
“可约翰呀，在你们亚洲难道普通的工人就不想要吃饱肚子了吗？”
他没有答腔。
“那么，”我又接着说，“你总也承认凭这一块八毛钱是维持不了生活的吧？”
我知道他心里是早就恨不得一个“千钧掌”把我给劈死了。
“这里的人干活就是不怕吃苦，”他是一副理直气壮的口气。“我们这里的太太们是不会在美容院里捧着本杂志解闷儿的。”
我知道出现在他脑子里的一定是我的母亲，在他的心目中我的母亲就是坐在干发器下打发时光的。
“就比方说你看到的那个小女孩吧，”他又接着说。“她一家都在那个厂里做工。她母亲到晚上还要替我们再做些针线活儿呢。”
“在自己家里做？”
“对，”约翰答道。
“哎呀，这不是劳工法上所说的‘在家做工’吗？”我说。
“不错。”
我犹豫了那么一下。
“约翰老兄，你是商学院毕业的堂堂研究生一个，”我说。“你总应该记得在美国‘在家做工’所以被判为违法的道理吧。”
他笑笑。“你不了解香港的法律。”
“算了吧，你这个丑恶的伪君子！”
他猛的一踩刹车，车子刺的一声停了下来。
“我没有必要来挨你的臭骂，”他说。
“你说得对，”我说着就开了车门。可是不行，我不能就这样气冲冲一走，我还得把这个道理说一遍给他听听。
我就把口气放得很温和的，对他说：“在家做工所以被判为违法，是因为那可以不受工会规定的最低工资的约束。不得已而去干这种活儿的人，老板高兴给多少他们就只能拿多少。通常都是可怜巴巴的，差不多等于零。”
约翰-项对我一瞪眼。
“你的演讲讲完了吗，自由派的先生？”他问。
“讲完了。”
“那就请听我来讲讲，你也了解了解本地实际存在的情况。这里的工人所以不参加工会，是因为大家都情愿一个人的工资让几个人分着挣，大家都情愿自己的孩子去干活，大家都情愿能弄上点活儿拿到家里去做。你明白啦？”
我也不想去跟他多说了。
“还可以告诉你这个臭律师，”约翰最后说，“在本港是根本没有什么最低工资的。你这个下地狱的坯子！”
他一踩油门就呼地把车开走了，所以我也没有来得及告诉他：我这不是早已在地狱里了吗？
我们在生活中做这样那样的事，要说理由真是多种多样，错综复杂。一般以为，是个成熟的大人了，为人处世总应该有个逻辑性，听从理智。遇事总应该考虑周全了再放手去做。
不过伦敦医生有一句话他们恐怕就未必听说过——伦敦医生有一次却告诉我：不妨等事情都过去了，过段时间再来好好想想。
弗洛伊德——对，就是弗洛伊德——有一次也说过，生活中遇到一些小事，我们的行动自然应当服从理智。
可是要作出一些真正重大的决定，我们还是应该听潜意识的。
玛西-宾宁代尔站在1800英尺高的山顶上，香港的整个港口都展现在脚下。天色已是薄暮。就像点蜡烛似的，市区的灯火一处处都亮起来了。
风很冷。吹得她的头发都披拂在前额上，以前我总觉得她这个形象是挺美的。
“嗨，朋友，”她说。“看山下哪，灯火点点到处都是。我们在这里可以一览无余。”
我没有答腔。
“要不要我把一些名胜古迹指给你看？”
“我今天下午都看够了。那个约翰陪我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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