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珂全神贯注地开始读起报纸的第一页，卡突然担心伊珂是不是也和他在伊斯坦布尔见到的老朋友一样，对他们来说惟一的现实是土耳其内心的痛苦和可悲的政治生活，她可能根本就不会有到德国去生活的念头。卡长时间地看着伊珂纤细的手，看着她那现在还令自己惊奇的秀丽面庞。
“你犯了什么罪，判了你几年?”伊珂温柔地微笑着问。
卡告诉了她。70年代末，土耳其许多小的政治性报纸什么都能写，人人都以因为刑法中的这一条而被判刑为荣，但谁都不会为此而进监狱，因为警察并没有紧密搜捕那些经常变更住处的编辑、作家和译者。后来发生了军事政变，这些改变住处的人们也渐渐开始被捕了，卡因为发表了一篇政治性的文章而被判了刑，而这篇文章却是别人写的，因为匆忙，卡看都没看就拿去发表了。被判了刑的卡逃到了德国。
“在德国你日子难过吗?”伊珂问道。
“我学不会德语，但这却保护了我。”卡说。“我的身体抵制德语，这却使我保持了纯洁，也保护了我的灵魂。”
卡担心一下子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会显得可笑，但又因为伊珂那么认真地听着自己说话而感到幸福，因此他讲述了自己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自己深陷其中的沉寂以及近四年来自己没有写过诗。
“在火车站附近，我租了一套小小的公寓，从公寓惟一的一扇窗户可以看到法兰克福的许多屋顶。每到夜晚，我就在这狭小的屋子里，在沉寂中回忆过去的日子，这激发了我写诗的灵感。此后，听说我在土耳其是个小有名气的诗人，那些土耳其移民、想吸引土耳其族选民的政府、图书馆、一些三流的学校，还有那些想让自己的孩子和一个用土耳其语写作的诗人认识的团体，开始请我去朗诵诗。”
每当卡从法兰克福坐上德国人准时而有序的火车，水雾濛濛的车窗玻璃外掠过边远小镇教堂雅致的尖顶、山毛榉林深处神秘的黑暗、背着书包放学回家的健康可爱的孩子们，他都会感受到同样的一种沉寂。他不懂这个国家的语言，反而觉得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常常创作一些诗歌。如果不去哪个城市朗读诗歌的话，每天早晨八点，他会穿过凯瑟斯特拉斯大道，到泽依尔大街上的市立图书馆去看书。“那里的英文书够我看二十辈子了。”那里有他迷恋的十九世纪小说，有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们的作品，有建筑史方面的书籍，有博物馆的编目，他像个小孩一样，生命对他来说似乎才刚刚开始，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他感兴趣的一切。他在市立图书馆埋头苦读，翻阅那些老版的百科全书，欣赏着书中精美的插图。当他再次阅读屠格涅夫的小说时，尽管耳边尽是城市的喧嚣，可心里听到的却是火车上他所感受到的沉寂。晚上，当他改变路线，从犹太博物馆门前经过时，当他沿着马恩河行走时，当他周末从城市的一头走向另一头时，他听到的是同样的一种沉寂。
“这种沉寂一段时间后开始占据我生活的许多方面，我开始感觉不到创作诗歌时应有的那种撞击我心灵的声音。”卡说道。“我本来就不和德国人交流。土耳其人认为我有知识，有头脑，却有些不正常，和他们的关系也不怎么好。我不同任何人来往，不同任何人交流，诗也不写了。”
“但报上说今晚你要读最新创作的诗。”
“我没什么最新的诗，怎么去朗诵?”
除他们之外，糕饼店屋子的另一头靠窗的一张光线较暗的桌边，坐着一个矮小的年轻男子和一个中年人，中年人瘦瘦的，样子很疲惫，耐心地向矮个儿说着什么。透过他们后面的大窗户可以看到糕饼店霓虹灯招牌散发出的粉红色光线照在鹅毛大雪(13)上。而远处的另外一个角落里，另两人那么投入地谈着什么。像是哪部蹩脚的黑白电影中的一个场景。
“我妹妹卡迪菲第一年没考上大学，第二年考上了这里的教育学院。那边，在我身后，坐在屋子另一头的那个瘦瘦的人就是学院的院长。父亲很喜欢我妹妹，母亲在车祸中去世后，父亲便决定来这里和我们一起生活。三年前父亲来这里后，我就和穆赫塔尔离了婚。后来我们一家三人便住在了一起。那个充满死亡叹息和幽灵的旅馆是我们和亲戚们一起经营的。我们自己住了三个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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