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利普记得以前耶拉告诉过他一段话，有关这个主题。“大多数的人，”耶拉说，“不会注意到某样物质最根本的特性，因为这些特性太理所当然了，所以总被人们忽略；相反的，大家却会发现并认出引人注意的第二层意义，只因为它浅薄显眼。这便是为什么我不会明白地揭露我想表达的事情，而是把它不经意地放在一旁，看似离题。当然了，我不会挑一个太过隐晦的角落来存放意义——我的第一步棋只是一个小儿科的捉迷藏——然而人们一旦亲自发掘了它，他们便会像孩子一样，立刻深信不疑。这就是我这么做的原因。但是有时更糟，有些读者连文章刻意的安排和偶然的寓意都还没看出来，就把报纸给扔了，殊不知那得需要一点耐心和头脑才搜寻得到。”
内心一股冲动涌起，卡利普扔下报纸，走出门去《民族日报》办公室找耶拉。他知道耶拉比较喜欢趁周末人少的时候去报社写稿，因此他猜想他会看见耶拉一个人在办公室里。他爬上陡斜的山丘，盘算着要告诉耶拉说如梦身体微恙。接着再讲个故事，告诉他说有一位客户因为太太跑了而陷入慌乱。听完这个故事耶拉会作何反应?一个深受关爱的妻子，背弃了我们文化传统中一切最好的价值，就这样转身抛下她的好丈夫，一位正直、勤勉、头脑清明、性情温和又经济宽裕的好男人。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它究竟在影射何种秘密或隐喻?究竟在标记何种启示?耶拉会细心聆听卡利普巨细无遗的描述，然后归纳出一个结论。耶拉解释得越详细，这个世界就会变得越有道理。通过他的话，原本我们视而不见的“隐秘”真相，转变成一则我们从没察觉自己其实早已知道的故事，惊人而丰富的故事。如此一来，生命似乎变得比较可以忍受。卡利普瞥见伊朗大使馆花园里，湿漉漉的枝丫微映着亮光，他想，与其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倒比较喜欢活在耶拉深情笔调营造的世界中。
他在办公室里没找到耶拉，只见一张整洁的桌子、清空的烟灰缸，也没有茶杯的踪影。卡利普朝他惯坐的紫色椅子坐下，开始等待。他深信不用多久，他就会听见耶拉的笑声从另一个房间传来。
在他失去信心之前，他回忆起许多事：他头一次来报社参观时，瞒着家人，谎称是受邀参加一个广播猜谜节目，那次他带了一位同学一起来，结果那位同学后来爱上了如梦（“他本来打算带我们参观印报流程的，”回程的路上卡利普尴尬地说，“只不过他没空。”“你有没有看到他桌上那一堆女人的照片?”他的同学问）；他和如梦第一次来这里时，耶拉领他们参观印刷室（“你长大以后也想当记者吗，小姑娘?”老印刷师问如梦。而在回家的路上，如梦也问了卡利普同样的问题）；还有，以前他常觉得这是一个从《一千零一夜》里冒出来的房间，充满了报纸上他自己绝对幻想不出来的各种惊异故事、生活与梦境。
他开始匆匆翻遍耶拉的书桌，想寻找新的报纸和新的故事，或许可以让自己分神，可以忘却。他发现了未拆封的读者来信、尾端被啃烂的铅笔、大小不一的各式剪报（关于一个吃醋的丈夫的情杀故事，上面用绿钢珠笔标记重点）、从外国杂志里剪下来的大头照、人物肖像、几张耶拉手写的便条（别忘了：王子的故事）、空墨水瓶、火柴、一条难看的领带、几本有关萨满教、胡儒非教派和增进记忆的粗糙平装书、一罐安眠药、降血压药物、纽扣、一只停摆的手表、剪刀、读者来信附上的照片（一张是耶拉和一位秃头军官，另一张，在某家乡下咖啡馆里，几个油亮亮的摔跤手和一头讨人喜欢的土耳其牧羊犬开心地望着镜头）、彩色铅笔、梳子、香烟杆以及各种颜色的钢珠笔……
他在桌上的记事本里找到两个档案夹，其中一个标示为“发排版”，另一个是“存稿”。在“发排版”的专栏档案夹中，是过去六天来已刊登过的文章的打字稿，还有一篇尚未登载的周日专栏。明天才会见报的周日这一篇，想必一定已经排好了版，画好了插图，然后又被放回档案夹里。
在标示“存稿”的档案夹里他只看到三篇文章，全都是几年前已经刊登过的。星期一要出刊的第四篇，此时大概正在楼下某位排字工人的桌上，所以星期天之后的存稿只够再撑三四天。难道耶拉没有知会任何人，就不声不响地去哪里旅行或度假了?可是耶拉从没离开过伊斯坦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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