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身材很高，相貌堂堂，戴着眼镜，年约六十五至七十出头。他的脸没有特殊之处，或许稍后回到住处便会忘记他到底有没有戴眼镜，就像你甚至不记得某个熟人有没有留胡子一样。他的仪表风度极佳。后来回到房里，嘉娜说：“我好怕。”但看起来，她的好奇心似乎比恐惧多一些。
我们和妙医师全家一起在一张很长的餐桌上吃饭，煤油灯的光线把桌子拖出一道长长的阴影。他有三个女儿，最小的叫作玫瑰蕾，喜欢做梦，容易满足，年纪不小了，还没有出嫁。排行居中的叫作玫瑰贝拉，她与医生老公的关系，似乎比和父亲亲近；她的先生就坐在我的对面，呼吸声大得吵死人。美丽的玫瑰蒙德是妙医师最大的女儿，有两个家教非常好的女儿，分别是六岁和七岁；从两个女孩的谈话旁敲侧击，她已经离婚一阵子了。至于这三位玫瑰姐妹花的母亲，是个个子矮小但性情乖张的女人；她的眼神和举止都在告诉你：给我小心点，要敢不如我的意，我就哭给你看。餐桌末端坐着一位城里来的律师——我没听清楚是哪一个城市——他说了一个关于土地纠纷的故事，内容围绕党派、政治、贿赂和死亡打转。妙医师满心期待，很好奇地听着，眼神一方面对律师表达称许之意，同时对发生的事件表示遗憾。妙医师的态度让律师相当高兴。我旁边坐着一个老头儿，他和这里的许多长者一样，对自己迟暮之年能见证这个有权势又受尊敬的大家族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感到十分欢喜。我不清楚老头儿和这家人的关系，他摆在餐盘边的电晶体收音机，让他增添了几分喜悦。他好多次附耳凑近收音机——或许是听力不太好——然后微笑着转向我和妙医师，露出满嘴的假牙说道：“古铎那边没有什么消息!”接着他又自顾自地下结论：“医师喜欢讨论哲学，也喜欢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你实在太像他的儿子了，多么神奇啊!”
接下来是一阵漫长的沉默。我想那位母亲已经哭了出来，也看到妙医师眼中闪过的怒火。饭厅外某处的一座老爷钟敲了九下，提醒我们光阴和人生多么短暂无常。
我缓缓地环视餐桌，开始有点明白了。在我们身处的宅邸中，这个房间与陈设、人们和食物，正透出蛛丝马迹，暗示着曾有过的梦想、某段已被深埋的人生和无数追忆。在我与嘉娜于巴士上共度的那些长夜，当服务员因部分狂热乘客的坚持而把第二盘录像带塞进放映机之际，总有那么几分钟，我们会陷入疲倦又优柔寡断的恍惚当中，或者陷于强烈的踌躇与不知所措，放任自己投入某种游戏，对它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却又一知半解。当我们站在不同角度，占据不同的位置，认为自己即将解开这个几何学谜题中隐晦而无法预料的秘密，也就是所谓人生时，迷惘依旧；但是就在我们急于探究树木阴影、那个带枪男人的模糊影像、红艳艳的苹果、屏幕上机械声响等背后蕴含的深意之际，这才发现，天哪，我们早就看过这部电影了!
晚餐过后，这种相同的感触一直在我心头盘桓不去，我们听了半晌老头儿的收音机，播送的正是童年时期我绝不会错过的同一个广播剧频道的节日。玫瑰蒙德端来的点心，银制糖果盘与雷夫奇叔叔家的一模—样，盘里装着狮牌椰子糖，还有新人生(38)牌牛奶糖。玫瑰贝拉送上咖啡，那位母亲问我们还需要什么。餐桌旁的桌子及架着镜子的橱柜上，立着几张全国各地都有销售的浪漫情调照片。无论喝咖啡或为墙上的挂钟上发条时，妙医师都扮演着国家乐透彩票上优雅、慈爱的模范家庭父亲角色。这种值得尊敬的高尚雅致，以及井然有序，不但美得无法以言语形容，更灌注在屋内每件物品上，为其增光添色，例如周边镶着康乃馨及郁金香装饰花样的窗帘、旧式煤油炉，还有外型死气沉沉、散发的光线一样黯淡的煤油灯。妙医师牵着我的手，带我看墙上的气压计，要我在那个细致、精巧的水晶玻璃表面轻敲三下。我轻轻一敲，指针动了动，他摆出父亲的派头说道：“明天天气又要变坏了。”
气压计旁边挂着一张摆在大相框里的旧照片，那是一个年轻人的肖像，我们回房后嘉娜曾提起这张照片。不过当时我没多加注意。我就是那种不容易为感情所动、游戏人间、日子过得乱七八糟的人，看电影总是呼呼大睡，读书从来不求甚解，于是我问她相框里照片上的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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