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从塔克西姆广场到欸米甘的公车路线仍行经尼尚塔石。跟母亲搭公车去博斯普鲁斯时，就在我们家外头上车。
若搭电车，最后一站是别别喀，我们沿海边走一段路后，跟总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等候我们的船夫碰面，爬上他的小船。我们在划艇之间，在游船和往城里去的渡船之间，在船身结了一层贻贝的驳船和灯塔之间轻快滑行，离开别别喀湾的平静水流，迎接博斯普鲁斯的湍流，在船通过时掀起的尾波中左右摇晃，此时的我总会祈祷这些郊游能持续到永远。
在伊斯坦布尔这样一个伟大、历史悠久、孤独凄凉的城市中游走，却又能感受大海的自由，这是博斯普鲁斯海岸之行令人兴奋之处。强劲的海流推着游人向前进，令人精神焕发的海上空气中丝毫不见岸上城市的烟尘与喧嚣，游人开始觉得这儿毕竟还是享受独处、寻求自由的地方。贯穿城市中央的水道有别于阿姆斯特丹或威尼斯的运河，或是把巴黎和罗马一分为二的河流：强流穿过博斯普鲁斯海，海风和海浪随时掀动海面，海水深而黑。假如身后有海流，假如按照渡船排定的行程走，你会看见公寓楼房和昔日的雅骊别墅，阳台上看着你、品着茶的老妇人，坐落在登岸处的咖啡亭，在下水道入海处下水、在水泥地上晒太阳的只穿内衣的儿童，在岸边钓鱼的人，在私家游艇上打发时间的人，放学后沿海边走回家的学童，坐在遇上塞车的公车里眺望窗外大海的游人，蹲在码头等待渔夫的猫，你从没意识到
如此高大的树，你根本不知道的隐秘别墅和围墙花园，直入山中的窄巷，在背后隐约出现的公寓楼房，以及慢慢在远方浮现的混乱的伊斯坦布尔——它的清真寺、贫民区、桥、宣礼塔、高塔、花园以及不断增多的高楼大厦。沿博斯普鲁斯海峡而行，无论搭乘渡船、摩托艇还是划艇，等于是在观看城里的一栋栋房子，一个个街区，也等于从远方观看它的剪影，一个变化万千的海市蜃楼。
同家人到博斯普鲁斯海游览，我最大的享受是看见处处留有丰富文化的痕迹，虽受西方影响，却不失创意与活力。驻足观看某栋油漆不再的雅骊别墅及其富丽堂皇的铁门，注视另一栋别墅爬满青苔的坚固厚墙，欣赏另一栋更豪华的别墅及其窗板和精美木工，并凝视高耸于别墅上方山丘的紫荆树，走过常绿密林和几世纪之久的梧桐树遮蔽成荫的花园——即使是个小孩子，也知道一个伟大、今已消失的文明曾在此建立。而且大家告诉我，很久很久以前，像我们一样的人曾过着跟我们大不相同的奢侈生活——让跟随其后的我们更感寒酸、无力，更像乡巴佬。
自19世纪中叶起，帝国因连连战败而日渐衰弱，老城涌入大量移民，甚至于最宏伟的皇家建筑都开始现出贫穷和败落的痕迹，因此，掌管现代而西化的奥斯曼政府的达官显要们，当时时兴避居在博斯普
鲁斯沿海岸兴建的别墅，着手创造出与世隔绝的新文化。西方游人无法打入这个封闭社会——没有柏油路可通，即使渡船在19世纪通航，博斯普鲁斯却未成为市区的一部分——安顿于博斯普鲁斯私家别墅的奥斯曼人不愿写他们的生活，因此我们得依赖他们的子孙所写的回忆录而得知。
在这些回忆录的作者当中，希萨尔最引人注目，其名篇《博斯普鲁斯文明》以普鲁斯特式的感性长句连缀而成。在鲁悔利堡垒某栋雅骊别墅长大的希萨尔，年轻时候住过巴黎，与诗人雅哈亚?凯末尔为友，跟随他一块儿学政治。在《博斯普鲁斯月景》和《博斯普鲁斯的雅骊别墅》中，他尝试“以旧时细密画家的谨慎与细心编写安排”，使消失的文化重现其神秘魅力。
他写他们日间的例行公事和夜间的田园生活。晚上他们聚在一起划着小船，凝视水面上荡漾的银色月光，享受远方划艇漂过海面传来的乐声。每捧读他的《博斯普鲁斯月景》便不无遗憾，为自己不曾有机会目睹其激情与沉寂而感伤。我也欣赏作者浓烈的怀旧之情，使他几乎无视于他的失乐园中潜藏的邪恶暗流。在月明之夜，当划艇聚集在一片静止的海面上，乐手静下来的时候，就连希萨尔也感受到这股暗流:“没有一丝风的时候，水面有时仿佛由内震颤，呈现水洗丝的表面。”
跟母亲坐在划艇上，博斯普鲁斯的山丘色彩在我看来并非某种外光的折射。据我看来，屋顶、梧桐和紫荆、海鸥迅速拍动的翅膀、船库半塌的墙——全都闪耀着某种由内发出的微弱光芒。即便在最热的时候，穷人家的孩子们从岸边跃入海中，此地的阳光也不完全驾驭景观。夏日傍晚，当染红的天空与黑色神秘的博斯普鲁斯连在一起时，海水飞溅的浪花，拖在划过其中的船只后头。但紧邻浪花的海面却是风平浪静，其色彩有别于莫奈的莲花池那般变化万千，起伏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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