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刚一下床，我见他摇摇晃晃的。他摇了摇头。“您怎么啦？”我问他。他回答我说该上班去了，可又觉得走不动路。
“您病了？”
“我在发烧，难受得要命。”
“您昨晚还挺好的，我想我看见您在歌剧院来着。”
“请您原谅我没认出您来。我有这家剧院的入门证，我希望在那儿再看见您。”
我越是仔细审视这个年轻人、这个房间、这幢屋子，我就越是没有勇气说出我登门造访的真正原因。我昨晚的那种认为他可能会在布里吉特的思想中造成对我不利的想法，不由得便自行消散了。我觉得他有一股率直而严肃的劲头，令我欲言又止，肃然起敬。渐渐地，我的思想转换了方向。我注意地看着他，我觉得他也在好奇地观察着我。
我俩都是二十一岁，可我们的差别有多大呀！他习惯于一种报时钟似的按部就班的生活；他的生活就是两点一线，从一间孤零零的房间到部里的一间无人知晓的办公室；他把任何靠劳动谋生而辛辛苦苦攒下的那点让人快活的钱，全都寄给了自己的母亲；他因生了一晚的病而懊恼，因为第二天就上不了班了；他只有一个念头、一件幸福的事，那就是关心他人的幸福，这是自他孩童时代起，自他能用双手劳动时起就已经有了的！而我，我在这转瞬即逝、宝贵如金、一去不回的时间里，都干了些什么？我是个男子汉吗？我们俩人谁没有白活？
我在此长篇大论地说了一通，其实一眼便能看个明白。我俩的目光刚刚碰到了一起，再没分开。他跟我谈到我的旅行和我们要去的那个国家。
“你们什么时候动身？”他问我。
‘俄不知道。皮尔逊太太身体不适，都卧床三天了。”
“三天了！”他不由自主地浑身一颤地重复道。
“是的。有什么让您惊讶的？”
他站起身来，扑向我，双臂前伸，两眼发直。他浑身一阵可怕的寒战，抖得很厉害。
“您不舒服？’俄握住他的手问道。但是，与此同时，他用手捂住了脸，眼泪不禁哗哗直流，他慢慢地拖沓着走向床边。
我惊愕地望着他。他因过于激动，一下子软瘫无力了。我很犹豫。不忍撇下他就走，因此，我又向他身边走过去。他用力地把我推开，好像带着一种奇特的恐惧似的。后来，他终于情绪稳定了，声音微弱地说道：
“请您原谅我，我体力不支，无法接待您。只要我稍稍恢复一点，我将登门致谢，感谢您的来访。”
布里吉特好多了。正如她对我说过的那样，她身体一好，便想立刻动身。但我表示反对，我们还得等上半个月，等她能够承受得住鞍马劳顿。
她仍旧郁郁寡欢，沉默不语，但和蔼可亲了。不管我如何说服她向我敞开心扉，可她总是说她之所以忧伤，就是因为她让我看的那封信的缘故，她还求我别再提了。因此，我也被她弄得无话可说，只好胡猜瞎想她心里到底装着什么心思。我俩相对无言，令人感到压抑，因此我们每天晚上都去看演出。我俩在剧院里的一间包厢顶里头，有时候紧紧地握住手；有时候，一段美妙的音乐、一句动人的台词，能使我们互相友爱地对视一眼；但是，去的路上和回来的路上，我们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一言不发。每天我都多次地感到要跪在她的面前，请求她发发慈悲，要么致我于死地，要么将我曾隐约看到的幸福还给我。可我又多次地在准备这么做的时候，看见她的神情沮丧颓然；她站起身来，离开我，或者用一句冷冰冰的话语，让我把到嘴边的心里话给咽了回去。
史密斯几乎每天都来。尽管他在我们寓所的出现是造成我们痛苦的根源，尽管我去他家拜访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一些奇怪的疑虑，但是他在谈到我们的远行时的态度，他的真诚以及他的纯朴，使我对他感到放心。我对他谈起过他送来的信，可我觉得他并没怎么生气，但却是比我更加地忧伤。他并不知道信的内容，但因为与布里吉特的友谊很长远，所以他对这些信大加斥责。他说，如果他事先知道信里都写了些什么的话，他是绝不会受人之托送信来的。皮尔逊太太同他说话时言词谨慎，我想他不可能知道她的隐私的。因此，我很乐意见到他，尽管我同他之间还有着某种拘谨和客套。他主动承担起我们走后市里吉特和她的家人之间的联络，不致使双方公开决裂。他在当地受到人们的敬重，所以使得他能够担当起这一调解人的角色，因此，我对他不能不表示感激。此人品质高尚。当我们仁人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他发现冷场或尴尬的情况出现，我便看到他在竭尽全力使我们之间的谈话活跃起来。如果说他似乎对所发生的事感到不安的话，他总是显得很识趣，而且想法让我们明白他是希望看到我们幸福的。他在谈到我们的关系时，可以说他始终是带着尊敬的态度，像一个视爱情为上帝面前的神圣联系的人那样表示自己的看法。总之，他可以说是一个朋友，能使我对他完全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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