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6月的一个夜晚，正当一般人开始打呵欠、抬眼望钟准备睡觉的时候，有人摁响了门铃。我马上从椅子里坐起身来，妻子很不高兴地把针线活放在膝盖上。
她说："有病人，你得出诊去。"
虽然我已经忙了一整天，刚从外面回来，身心都十分疲惫， 但也只能叹了口气，准备出诊。
一阵开门声和急促嘈杂的话音之后，是一阵快步走过地毡的声响。接着我们的房门突然大开，一位身穿深色呢绒衣服，头蒙黑纱的妇女走进屋来。
"请原谅我的冒昧！"她尽量冷静地说，但很快便不能自已，快步走上前来，搂住我妻子的脖子，靠在她的肩上哭了起来。"噢！我的命真苦！"她哭着说，"要是有人能帮帮我该多好啊！"
"啊！"我的妻子掀开她的面纱，喊道，"原来是你！凯特·惠特尼啊。你吓坏我了，凯特！我根本没有想到会是你！"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跑来找你。"事情总是这样——就像黑夜里的鸟儿把灯塔当作飞翔的目标和希望一样，人们一有发愁的事，就会想到我的妻子。
"我们永远欢迎你！不过，先喝点酒，定定神儿，再说究竟发生什么了，或者我先让詹姆斯去睡觉，你看好吗？"
"哦！不，不！你们两个我都要麻烦。是爱萨，他整整两天没回家了，我真担心他会出什么事！"
我作为一个医生，我妻子作为她的一个老朋友和老同学，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她向我们哭诉丈夫给她带来的苦恼了。每次我们都尽量找些类似这样的话来劝解她，今天也是如此——"你知道他可能会在哪里吗？"、"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找一找？"
她说她得到确切的消息，最近一段日子只要烟瘾一发作，他就到老城区最东边的一个鸦片馆去过瘾。不过以前，他还从来没有夜不归宿过，每到晚上他就抽搐着身体，整个人像瘫了一样回到家里，可是这次他已经外出两天两夜了。估计现在一准是躺在那儿，同那些码头上的社会渣滓一起过毒瘾。或者是正在呼呼大睡，好从鸦片的作用中缓过劲来。她确信到那个藏在天鹅闸巷黄金酒店里的鸦片馆能找到他。可是，她，一个年轻娇怯的女人家，又怎能闯进那样一个地方，从一群社会渣滓中把丈夫硬拖回家呢？
这就是全部情况，而且当然办法也只有一个。我想是否我应该同她一起去呢？后来，我转念一想，她完全没有必要去。我是爱萨·惠特尼的医疗顾问，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对他的影响力更大。倘若我独自前往，也许问题能解决得更好些。我答应凯特，如果爱萨真在那里，我保证在两小时内雇辆出租马车把他送回家去。于是，十分钟后，我离开了那张扶手椅和温暖舒适的卧室，乘着一辆双轮小马车，向东疾驶。其实当时我就已觉得这趟差事有点莫名其妙，但是没想到后来它竟发展到离奇的程度了。
好在这故事一开始并不复杂。天鹅闸巷是一条肮脏的小巷，藏在伦敦桥东沿河北岸的高大码头建筑物后边。我在一家经营廉价成衣的商店和一家杜松子酒店之间，发现顺着一条陡峭的阶梯往下走，直通一个像山洞一样黑乎乎的豁口，就是我要寻访的那家烟馆。我叫马车停下来等着，自己便顺着楼梯往下走。楼梯的石级中部被日夜不息的醉汉们的双脚踩磨得凹了下去。门前挂着一盏灯光闪烁的油灯。借着灯光，我摸到门闩，走进一个又深又矮的房间，鸦片烟浓重的棕褐色雾气弥漫在屋里，一排排的木榻靠墙放着，像移民船前甲板下的水手舱一样。
微弱的灯光里，隐约可以瞧见一群人东倒西歪地躺在木榻上。有的耸肩低头，有的屈膝蜷卧，有的向后仰着头，有的下巴朝天，他们蜷缩在各个角落里，茫然地打量着从外面进来的人。在黑影里，有不少地方闪烁着红色的亮点，忽明忽暗，这是他们吮吸金属烟斗锅里燃着的鸦片时发出的亮光。大多数人都是静悄悄地躺着，也有些人自言自语，还有人用一种奇怪的、低沉而单调的声音互相交谈，小声咬耳根——这种谈话有时滔滔不绝，嘟嘟囔囔，尽讲些自己的心事，对别人的话充耳不闻。远处，有一个小炭火盆，盆里的炭火烧得正旺。一个瘦高的老头坐在火盆旁边的一只三足木板凳上，两手托腮，胳膊肘支在膝盖上，两眼定定地望着炭火。
我进屋时，一个面色惨白的伙计，看上去是个马来人，兴冲冲地走上前来，递给我一杆烟枪和一份烟剂，招呼我到一张空榻上去。我说，"谢谢，不过我不是冲着这个来的，我找我的一位朋友爱萨·惠特尼先生，他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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