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结论在走进他的房间的时候我就已经得出来了。检查椅子后我发现，那椅子经常有人站在上面，要是为了够得着那个通气孔的话，这么做是完全有必要的。当我们看到那个保险柜，那个盛放牛奶的碟子以及那个鞭子之后，一切疑问都被消除了。斯托纳小姐听到了金属哐啷声，很明显，那是她的继父把蛇匆忙放进保险柜的时候发出来的。当我得出这一结论后，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验证这件事你已经都知道了。当我听到那东西发出的声音的时候——我敢肯定你也听到了，对吧——我就毫不犹豫地点亮了灯，狠狠地抽打它。"
"最后它不得不顺着通气孔又返回去了。
而在通气孔的另一头，它则向自己的主人扑了过去，我用鞭子抽打它的那几下着实不轻，把它的本性都给激发出来了，所以这种时候见到任何人它都会上去咬的。所以很明显，对于格里姆斯比·罗伊洛特医生的死，我是有责任的。但是我想我这么做是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的。"
有一段时期歇洛克·福尔摩斯和我交往频繁，在那段日子里他所处理过的案件中，只有两件是由我介绍给他的：一件是哈瑟里先生大拇指案，另一件是沃伯顿上校发疯案。两者相比，一个思维敏捷而具有创造性思维的读者可能会对后一件更感兴趣。不过前一件案子从一开始就很奇特，发展的过程中又有不少有趣的细节，简直有点像是戏剧。所以呢，也许这个故事更适合被记录下来，讲述出来，尽管处理这个案子很少用得着我的朋友所使用的那种卓越的演绎法。我敢肯定这个故事各种报纸已经刊登很多次了，不过所有论述都是模糊的，半栏的篇幅就笼统地叙述完了，也没有什么人真正注意到它。所以，伴随着一个个细节的展开，让事实在你眼前慢慢展现，让人们逐渐去接近事实的真相，这种方式或许更能够吸引人。当时的情况给我的印象很深，虽然时隔两年，可对我来说，仍记忆犹新。
我现在简单说一下故事发生的时间，那是1889年的夏天，我刚刚结婚。当时我重操旧业，贝克街的寓所里就只剩下福尔摩斯一个人了，尽管我仍然经常去看看他，有时还劝他改一改他那放荡不羁的性格并邀请他来我家做客。我的业务蒸蒸日上——我住的地方离帕丁顿车站不远，有几个铁路工人经常来我这里看病，这是因为我曾经把其中一个人的顽症给治好了，他就到处宣传我的医术，对于他能够施加影响的病人几乎全都被送到了我这里。
一天早上，大概七点钟，女佣的敲门声把我吵醒了。她告诉我说，来自帕丁顿的两个人正在急诊室等着我。我赶快穿好了衣服到了楼下。因为根据我的经验，铁路上送来的病人一般都是病情比较严重。来到楼下之后我的那个老朋友——也就是那个从铁路上来的警察从急诊室走了出来，还紧紧地关上了门。
"我把他带到这里，"他用自己的大拇指指着身后，小声告诉我说，"他现在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
"什么意思？"我问道，因为从他的举止来看好像关在我的急诊室里的是一个怪物。
"一个新来的病人，"他低声说道，"我觉得我最好还是亲自把他送来，这样不会被他跑掉了。我现在要走了，我和你一样，大夫，我也要去值班，他现在在里面没有什么问题了。"说完这些，这个忠诚的介绍人，在我还没来得及说声谢谢就离开了。
我走进了急诊室，桌子旁边坐着一个先生。他穿着很朴素，一身花呢衣服，一顶软帽放在我的几本书上面。一只手上裹着一条手绢，手绢上有斑斑点点的血迹。他看上去年纪不大，也就二十五岁的样子，长得很英俊，可是脸色却很苍白。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正尽力控制着一种痛苦，一种由于剧烈的冲击而引起的痛苦。
"这么早吵醒你，我很抱歉，大夫，"他说，"夜晚我遇到了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今天一大早我就坐火车过来了，在帕丁顿车站的时候，我向周围的人打听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好医生，有个人心地很善良，他把我带到了这里。你的女佣接了一张我的名片，我看到她放在桌子上了。"
我拿起名片看了看，上面是这么写的：维克托·哈瑟里先生，水利工程师，维多利亚街１６号甲（四楼）。以上这些就是我的病人的姓名，头衔，住址。"抱歉让你等了这么长时间，"我一边说一边坐到了椅子上，"这么说你刚刚坐了一个晚上的车，晚上坐车很枯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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