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汉弗莱问：“千百万的加州人民的生计远比某一个人的假日特殊享受更为重要，这一点你难道没说？”
“说当然说了，”奥布赖恩回答。“天晓得，在盘问证人时，我是这么说过了。不过你以为有人肯听吗？没有！卡梅伦·克拉克反对图尼帕，银幕之神发言了。除此之外，其它都无足轻重。”
这位律师停了下来，回忆了一下，然后接着说，“克拉克在听证会上发言谈到掠夺自然资源的时候，老天爷，我得承认他说得好极了，简直就象是马克·安东尼在凯撒尸体旁慷慨陈词①一般。从外面拥进的人群中，有些人失声痛哭起来。一点不假，真有人失声痛哭。”
“我还是认为他的讲稿是别人给他写的，”尼姆说。“照我对他的了解，他什么都不懂，讲不出那么多道理来。”
奥布赖恩耸了耸肩，说：“这是空谈，无补于实际。”
他接着又补充说：“我告诉你们另一件事情。当克拉克结束了作证发言准备离开的时候，会议的执行主席捎信给他，希望他能签个名，说这是给侄女要的。其实他是撒谎！他是给自己要的。”
“不管你怎么看，”特丽萨·范·伯伦说，“卡梅伦·克拉克给我们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火家都闭口不谈那几乎用不着说的事：电视台、广播以及报纸上对这位演员露面的报道，使其它关于图尼帕的新闻都黯然失色。在《西部记事报》和《加利福尼亚检查报》上。州长支疑其有称帝野心，将其刺死。凯撒追随者马克·安东尼抚尸演说，鼓动罗马市民为凯撒复仇，终使布鲁特斯等人在内战中败北。持图尼帕计划的声明，只占了一小段的篇幅，而且排在以克拉克为中心的报道的末尾，电视台对这件事根本只字未提。至于保罗·谢尔曼·耶尔出席听证会的事，那更是完全无人理睬。
南希·莫利诺的直觉告诉她，她碰上了一件不寻常的事。这可能是一条重大的新闻，可是到目前为止，这事还没成形，也不具体。此外，也还有一些别的问题。其中一个是，她还不知道她究竟要调查些什么。另一个是，她需要给《加利福尼亚检查报》搞别的日常报道工作，这就限制了她进行那捉摸不定的调查的时间。更加重她的困难的是，她还没有对任何人透露过这件事，特别是没有跟《加利福尼亚检查报》那位本市新闻编辑主任谈起过。这位主任总是催命似的要你拿出成果，而丝毫不理解，施展巧计和耐心等待有时也是一个优秀记者的极其重要的两种手段。就南希来说，这二者她都兼备。
自从那次在金州电力公司股东年会上，尼姆·哥尔德曼怒气冲冲地对她建议说“你为什么不去调查调查他？”以来，她一直在使用那两种手段。
“他”指的是戴维·伯德桑。
当然哥尔德曼当时是发了脾气，根本没指望她认真对待他的建议。但是经过思考之后，南希却真的这样做了。
她早就对伯德桑感到奇怪。南希往往觉得那些总是站在正义的一边，站在被压迫者一边的人们，或者说希望你认为他们是站在那一边的人们，有些靠不住。而戴维·伯德桑就是这种人，南希通过亲身经历，深知这种满口“自由”、“人民”、“为人做好事的正人君子们”往往一心想当“老大”，而把别人撇在老远老远的后面，捡些残羹剩饭。她亲眼见过的这种情形简直是多得很——不仅白人里有，黑人里也有。
南希的父亲，米洛·莫利诺不是一个自由派的以公益为己任的人。他是个建筑业的承包商。他一辈子都直言不讳地追求一个目标：把自己从一个出生在路易斯安那①农村的黑人家庭的穷孩子变成一个有钱人。他成功了，而且是老老实实干成功的。现在，他确实成了一个大富翁。
但是，她的父亲，南希注意到，通过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公平合理的工资，以及尊重别人作人的尊严，给他的同族同胞造的福，超过一千名政治活动家之流。那些人，正如人们所说的，是“从来不必出钱付给别人工资的”。
她瞧不起某些自由主义者，包括那些白人。他们做出一副要凭他们个人对三百年来黑人受的奴役赎罪的样子。这些白痴的行为使人感到：只要是黑人，就从来不会干出什么错事——不会。南希拿这些人寻开心，对他们傲慢无礼，看着他们逆来顺受，不计较她不可饶恕的行为。而这唯一的原因，就是她是个黑人。每当他们这样做，她对他们的轻蔑就更增加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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