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倒并不看不起尼姆·哥尔德曼。事实上,她反而逐渐喜欢他,佩服他了。不过尼姆要是知道了,他会大吃一惊的。
哥尔德曼恨她戆直,这一点她一也知道。他十分坦率地恨她,从不设法加以掩饰:他恨这样的记者,也恨这样的女人。南希十分明白,这种恨,与她的肤色无关,即使她是个白种人、黄种人、或者皮肤略带紫色,这种恨也是同样强烈的。就他恨南希·莫利诺这一点上说,哥尔德曼可以说是个色盲。
这倒也好,事情本来就该这样。因此,南希尊敬他。
她有点反常地喜欢惹哥尔德曼生气,她自己也认为这是反常的。那才真是叫人高兴!当然,过分了也就不好。有两回她确实弄得他狼狈不堪,可是再继续这样搞下去,她也觉得不公平了。再者,这家伙真是有种,而且正直。而那次听证会上的绝大多数人,那些卑鄙的“正人君子”是不配这样的评语的。哥尔德曼在那次会上说了老实话,后来就被人家堵住了嘴。
关于这次听证会,她不得不照实写了一篇报道,因为她引以自豪的是她首先是一个好记者,而这就意味着要冷酷无情,把个人的情感和好恶放在第二位。不过这丝毫也没有妨碍她对哥尔德曼表示同情,衷心为他祝福。
如果有朝一日她能和他更熟悉一些——看来这是不大可能的事——她会告诉他所有这些想法的。
同时,南希·莫利诺还认为,她不再把哥尔德曼当作靶子,而把注意力转移到戴维·伯德桑身上,这也是合乎逻辑的,也是公道的。
对伯德桑她当然决不赞赏。即使根据她目前进行的初步调查,她也十分肯定这是个冒牌货,甚至还可能是个骗子手。
在金州公司股东大会后不久,她就悄悄地开始调查伯德桑搞的这个电力为人民服务会。这花了好几个月的工夫,因为她只能利用工作的余暇来进行,而有几段相当长的时间,她根本抽不出空来。不过,尽管进展缓慢,结果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南希发现,伯德桑是在四年前成立这个电力为人民服务会的。那时,通货膨胀,加上石油价格上涨,使电力煤气的费用大大增加了。毫无疑问,这些费用的增长给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家庭,造成了很大困难。就在这时,伯德桑公开宣布他是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战士了。
他的浮夸招摇立即引起了舆论界的注意。于是他利用这一点把成千上万的人拉进电力为人民服务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雇用了一大群大学生挨家为他宣传。南希找到了几名给他干过这种事的人,这些人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他们无一例外,都对这一番经历深表不满。
“我们当时以为做的是高尚的事情,是帮助贫苦大众,”一个当时的大学生,现在做建筑师的人告诉南希说。“但是我们发觉,我们干的主要是给戴维·伯德桑个人帮了忙。”
这位提供情况的人接着讲:“我们出去宣传的时候,都带上发给我们的请愿书。这都是伯德桑让人印好的,请愿的对象是州长、州的参众两院、公用事业委员会等等,应有尽有。请愿书强烈要求‘对经济困难的居民用户降低电力煤气价格’。我们挨家挨户地请人家签名。真见鬼!你说谁会不签?几乎每个人都签了名。”
另一位替他搞过宣传的人——一位答应南希在这同一时间来介绍情况的妇女——接着说下去:“伯德桑要我们等到签了名之后(而不是在签名之前)就向签名的人解释:组织请愿这种事是费钱的。请大家给这次请愿运动捐款三元好吗?这三块钱还包括电力为人民服务会一年的会费。到这会儿,跟我们交谈的这些人也觉得我们为这件事出了不少力,应该向我们表示谢意,这一着巧妙地利用了人们的心理,伯德桑对这是非常拿手的。结果很少有人,哪怕是贫苦户,不肯捐这三块钱的。”
“我想,这本身也没有什么不正当,”那位年轻的建筑师说。“除非你认为募捐的款项大大超过电力为人民服务会的实际需要,才是不正当的。但是,伯德桑对待替他干活的学生的办法就不同了,那才是地地道道的欺骗。”
“伯德桑答应我们,”那个青年妇女说,“每捐到三元钱拿出一元给我们作工资。但他坚持全部捐款必须先交给他,说是为了入账,以后再付给我们工资。付给我们钱的时候真是‘以后’了,而且是‘大大以后’了。甚至就是那么晚,我们实际得到的工资只是本来答应给的四分之一,每三块钱里我们实得两角五分,而不是一元。当然,我们和他争执过,但他只是一个劲地说我们当初误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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