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伊维特感到自己对乔戈斯仍然不能忘情；即使在现在，在她做了她不得不做的事情之后，她依然如此。无论他遭遇到什么，她希望他不致被伤害得太厉害或者被迫受太多的苦，尽管她知道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发生，只要那个黑女人今天放完录音以后又把录音带的内容告诉她决定告诉的人——很可能是警察。
至于戴维·伯德桑，伊维特才不在乎呢。她不喜欢他，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他。他是个卑劣、残忍的家伙，同乔戈斯完全不同，连一丁点儿的情义都没有，尽管乔戈斯作为一个革命者是不该有什么情义的。哪怕伯德桑今天就被杀死，或是永远关在监狱里，她才不在乎呢；事实上，她希望他落得其中的一个下场。伊维特把她同乔戈斯之间多次的争吵都归咎于伯德桑。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饭店行动就是伯德桑的点子，这在录音带上记录着哩。
然而，她意识到自己将永远不会知道伯德桑或者乔戈斯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因为她自己马上就要死了。
啊，上帝——她才二十二岁！她刚开始踏上生活的旅途，实在不想死呵。但她也不想在监狱里了结自己的余生。即使是死也比那样好。
伊维特继续朝前走去。她知道她要到哪儿去，大约只要半个钟头就可以到了。这就是她昨天决定的另一件事情。
大约不到四个月以前——乔戈斯在米尔菲尔德旁边的山上杀死两名警卫的那个夜晚之后一个星期——她才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多么险恶。谋杀！她同乔戈斯负有同样的罪责。
起先，当乔戈斯告诉她时，她还不信哩。在从米尔菲尔德返回城里的路上，他警告她说：“你陷得跟我一样深。你也在场，什么都有你的份，就等于你亲手动刀子，扣扳机，干掉了两个猪猡。我要是有个好歹，你也逃不掉。”就是在这个时候，她还以为他不过是恫吓自己而已。
但是，几天以后，她在一家报纸上读到，在加利福尼亚有三人被指控犯有最严重的凶杀罪而受到审判。这三个人闯入一幢大楼，他们的头目开枪打死了守夜人。尽管其余二人手无凶器，也没有直接参与凶杀，但是三个人都被判有罪，被判处同样的徒刑——无期徒刑，并没有获准假释的可能。直到那时，伊维特才恍然大悟，意识到乔戈斯的话并非儿戏；也就从那时开始，她越来越感到绝望。
她认识到她这样的人已是无路可退，也无路可逃。绝望的心理由此而来。即使明知自己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她总觉得这样的结局实在难以接受。
有几个晚上，在克洛科大街上那幢阴森森、黑漆漆的房子里，躺在乔戈斯的身旁睡不着，她幻想着自己可以回到堪萨斯的农场上去。她出生在那里，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同此时此地相比，那些日子似乎充满着光明，而又无忧无虑。
自然，这是胡扯。
那个农场才二十英亩山地。伊维特的父亲，一个脾气乖戾、生性粗暴、嘴贫好吵的男人，从这块土地上搞到的钱，勉强够一家六口人糊口，根本没钱偿付抵押借款。这个家庭从来没有温暖和爱情。父母之间大吵大闹是家常便饭，他们的子女也竞相效法。伊维特的母亲，一个喋喋不休的长舌妇，经常在伊维特面前抱怨，让她——家里最小的孩子——知道母亲一直就不想生她，后悔当初未做流产手术。
伊维特学她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的榜样，等自己一有自立的能力，便离开家庭，一去不复返。她不知道她家里人现在在哪里，也不知道她的父母是否死了，但她告诉自己她根本无所谓。可是，她纳闷她的父母，或者哥哥和姐姐会不会听到或读到她死去的消息，即使知道，他们又会有多大的触动。
自然，伊维特想，为了自己的种种遭遇而去诅咒那逝去的岁月，这是容易做到的，但是，这样做既不真实又不公正。来到西部以后，尽管她只受过法定的最起码的文化教育，她还是在一家百货公司找到了当售货员的工作——而且在她自己喜欢的婴儿服装部。她很喜欢帮助小娃娃们挑选服装。大约就在那个时候，她感到她愿意有一天也有自己的孩子，不过，她是不会以自己在家里受到的那种待遇去对待自己的孩子的。
一次，她被一个同她在一起工作的姑娘带去出席一个左翼的政治集会，问题就从此发生了，她开始同乔戈斯走到了一条路上。一件件事情接踵而至。后来她遇上了乔戈斯，然后就……啊，上帝。回想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处呢！伊维特很清楚就某些方面来说自己并不聪明。她对理解事物一向有困难。她在那间小小的乡村学校上学一直上到十六岁，她的老师说她脑子很笨。后来乔戈斯劝她放弃工作，同他一起转入地下，参加“自由之友”，她并不真正明白自己将陷入什么困境，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在当时，那事听起来似乎又有趣又惊险，而不是——如最后证实的那样确实是——她一生中犯的最严重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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