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希本人就是这一事件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她发现了克洛科大街一百十七号那幢房子，同伊维特数次会面，以及拥有绝无仅有的录音带——这一切使她取得了显赫的地位。
那篇报道发表的当天，她就在新闻编辑室自己的办公桌旁接受电视台的采访。当天晚上，电视记录片就出现在由全国广播公司、美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联合举办的全国电视新闻联播节目中。
即使如此，《加利福尼亚检查报》编辑部还是让急得冒火的电视台工作人员等着，一直等到南希完成了自己的报道并乐意接受采访时才允许他们进去。
《新闻周刊》和《时代》杂志跟踪而来，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
在市里那家和《加利福尼亚检查报》竞争的《西部记事报》报社里，笼罩着一种毫不掩饰的嫉妒和奋力急起直追的气氛。然而，《记事报》的主编还真够豁达大度的，第二天就送给南希半打玫瑰花（他想，一打未免太过分了），附贺信一封，派人送到南希在《加利福尼亚检查报》社的办公桌上。
这篇新闻报道的影响，不是象小小的涟漪，而是象汹涌的波涛向外界扩散开去。
许多读过南希·莫利诺的报道的读者，最感到震惊的还是红杉俱乐部从财力上支持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饭店的爆炸事件，尽管这种支持不是直接的。
全国各地的愤怒的红杉俱乐部成员纷纷拍电报，打电话，写信，要求退出俱乐部。
加利福尼亚州老资格的参议员在接见《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时咆哮说：“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信任那个卑鄙的组织，或者听信它的任何主张。”这一声明在其它地方得到了成千上万人的响应。
人们普遍认为，红杉俱乐部名誉扫地，威信丧失殆尽，再也抬不起头来了。
劳拉·波·卡米开尔立即辞去俱乐部主席之职。辞职后，她便隐居不出，拒绝回答报社或任何个人打来的电话，而叫一位私人秘书给打电话的人宣读一则简短的声明。声明末尾说：“卡米开尔夫人认为她的公共生活已告结束。”
红杉俱乐部中现在唯一受人尊敬的人物是普丽西拉·奎因夫人。她是唯一反对以五万美元资助伯德桑的电力为人民服务会的人。南希准确地报道了这件事。
南希非常满意地记录下来：那位水平最高的律师欧文·桑德斯是投赞成票的人之一。
假如红杉俱乐部试图东山再起，人们预计普丽西拉·奎因夫人将出任新的主席，同时，俱乐部的工作重心要转向社会福利，而不是环境保护。
紧接着南希对乔戈斯·阿香博的揭露以及后来关于他失踪一事的报道，一支由警察局的侦探和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组成的小部队，在北堡地区成扇形展开，搜捕这个“自由之友”党头目。但是，他们没有成功。
警察局彻底查抄了克洛科大街一百十七号，搜获了大量的证据，进一步证明乔戈斯和戴维·伯德桑的罪行。乔戈斯留下的衣服中间，有一套斜纹粗棉布工作服，实验室化验表明，工作服撕裂口少掉的一块布，正是在米尔菲尔德变电站发现的那块。这一小块布是那两名警卫被害的那个夜晚钩在被割开的铁丝网上的。在那幢住宅里还发现了大量的文字记录，其中包括乔戈斯的日记。上述这些罪行全部移交给地方检查官。找到日记一事告诉了新闻界，但没有透露其中的内容。
伯德桑在整个案件中的作用见报以后，为了他本人的安全起见，伯德桑在监狱里就同其他犯人隔离了。
然而，在上述一些事情发生之前，南希·莫利诺本人却经历了一场危机。这场危机发生在她那篇重要报道公诸于世的那天正午前不久。
从破晓以前，她就一直在发稿的最后期限的重压之下埋头工作，而且，前一天夜里就未能合眼，全靠喝咖啡和桔子汁振奋精神。她太累了，脸上露出疲惫不堪的神色。
上午七点半，本市新闻编辑主任来报社值班，赶上出第二版。从那时起这位张口“我是教练”的编辑先生已经数次站在南希的办公桌旁，轻声地讲一些鼓励的话。除此以外，没有进行编辑性的讨论。南希正在熟练地汇集她自己的和其他人提供给她的材料。她还有撰写很少需要改写的“清”稿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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