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起在拉米申的成功，乔戈斯就高兴地笑了起来。
有一件事他在拉米申事件前后都没做，那就是留起络腮胡子。那样做就等于把名字写在脸上一样。人们认为革命者都是满脸胡须，邋里邋遢的，乔戈斯小心翼翼地打扮得与这种样子恰恰相反。不管什么时候他离开他租用的朴素的东区房屋，他都会被误以为是个证券经纪人或银行家。他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因为他天性讲究，穿着体面。那位雅典律师仍然按期把钱存入一个芝加哥银行户头，这有助于他做到这一点，虽然钱数比以前少了，而乔戈斯需要多得多的现金为“自由之友”的未来计划提供资金。幸好他已经得到了一些外援；现在从这一来源来的钱数非增加不可了。
唯有一处不符合一位优雅的资产阶级公子的形象——乔戈斯的双手。在他早期对化学品发生兴趣和以后对炸药发生兴趣的日子里，他一直粗枝大叶，工作时不带防护手套。结果他两手伤痕累累，变了颜色。他现在小心得多了，可是损伤已经造成了。他曾考虑过设法植皮，但风险似乎甚大。他离开房屋外出时，最好的办法是尽量把两只手藏起来不让人见到。
中饭的香味——镶大甜椒——从楼上传到了他的鼻子里。他的女人伊维特是一名烹调能手，她知道乔戈斯喜欢吃什么，尽量设法讨他欢心。对他的学识，伊维特十分敬畏，因为她自己受的教育极少。
他和住在这所房子里的其他三名“自由战士”分享伊维特——韦德，一名象乔戈斯一样的学者和乔戈斯有同样的信念；尤特，一名美国印第安人，他对压迫他的民族的种种制度和机构怀有强烈的仇恨；菲利克斯，底特律市内黑人区的一个产物，他的哲学就是杀人、放火，或者以其它方式毁灭一切与他的痛苦经历不相容的东西。
但是，尽管是和其他几个人共享伊维特，乔戈斯对她有一种近似温情的主权所有的感觉。同时，他又因为自己在一个方面违背《革命道理问答手册》（据传为十九世纪俄国人巴枯宁和尼加叶夫所著）而鄙薄自己。手册中有这样一段话：
革命者是一个无我的人：他没有自己的兴趣，没有感情，没有习惯，一无所有……他的一切都灌注在一个单独的、唯一的兴趣，一个思想，一种热情上面——这就是革命……他与文明秩序，与有教养的革命者是一个无我的人：他没有自己的兴趣，没有感情，没有习惯，一无所有……他的一切都灌注在一个单独的、唯一的兴趣，一个思想，一种热情上面——这就是革命……他与文明秩序，与有教养的社会及所有法律、习俗，与这个社会的伦理道德等等彻底决裂。
所有家庭生活、友谊、恋爱、感激甚至荣誉的脉脉温情在他的心中都应完全制止……无论白天黑夜他必须只有一个思想、一个目的：无情的破坏……在真正革命者的性格里没有浪漫主义、感伤情绪、热情冲动或者谈情说爱的容身之地。……无论何时何地他绝不能以个人的愿望为转移，而必须服从革命总利益的需要。
社会及所有法律、习俗，与这个社会的伦理道德等等彻底决裂。
所有家庭生活、友谊、恋爱、感激甚至荣誉的脉脉温情在他的心中都应完全制止……无论白天黑夜他必须只有一个思想、一个目的：无情的破坏……在真正革命者的性格里没有浪漫主义、感伤情绪、热情冲动或者谈情说爱的容身之地。……无论何时何地他绝不能以个人的愿望为转移，而必须服从革命总利益的需要。
乔戈斯合上了日记本，同时提醒自己，这份提出正当要求的战争宣言必须在今天晚些时候送到本城的一家电台去。
象往常一样，宣言将放在一个安全的地点，然后用电话通知电台。电台的白痴们一定会争先恐后地跑去取。
乔戈斯满意地想，这个宣言会在晚上的新闻节目里成为一条引人注目的新闻。
“首先，”劳拉·波·卡米开尔说，她先要了杯马丁尼酒，尼姆·哥尔德曼要了杯茄汁伏特加酒。“我对你们总裁芬顿先生的逝世深感遗憾。我并不认识他，但所发生的事太可耻、太悲惨了。我希望作案者能抓到并受到惩罚。”
红杉俱乐部主席是一个苗条、文雅的年近七十的妇女，举止轻快，两眼炯炯有神。她衣着朴素，穿着平底鞋，头发剪得很短，仿佛要消除女性的痕迹似的。尼姆想，也许这是因为劳拉·波·卡米开尔是一个早期的原子科学家，她所竞争的领域在当时是由男人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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