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拚着命保持常态，所以准备早点等等的事我当然还是让她去做。
“你今天要跟斯特拉顿见面吗？”她问，我正在吃第二碗玉米片粥。
“谁？”我问。
“六四届的雷蒙德-斯特拉顿，”她说，“你最好的朋友。在我以前跟你同屋住的。”
“哦，对。我们约好去打壁球。我想不去了。”
“扯淡。”
“你说什么，詹？”
“你还是去打你的壁球，预科生。我可不要一个不运动、光长膘的丈夫，混蛋！”
“好吧，”我说，“那咱0］就到闹市里吃晚饭去。”
“干吗？”她问。
“你问‘干吗’是什么意思？”我直着嗓门大叫，竭力摆出往常那副佯怒的架势。“难道就不兴我带我的鬼婆娘下馆子去吃顿饭？”
“她是谁，巴雷特？她叫什么名字？”詹尼问。
“你说什么？”
“你听我说，”她解释道。“要是做丈夫的在星期天以外的日子带老婆下馆子，那准是跟别的女人搞上了！”
“詹尼弗！”我咆哮起来，这下可真的火了。“我不愿意在我的早餐桌上听你这种胡扯淡。”
“那你就老老实实回家，把屁股坐到我的晚餐桌旁来。OK？”
“OK。”
我就告诉这位上帝——且不管那上帝是何许神人，位于何方——只要这个现状能够维持，我就甘愿忍受下去。痛苦，我不在乎；只要詹尼不知道，我可以一直埋在心里。主啊，你听见我的祈求没有？你要我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可以。
“是奥利弗吗？”
“找我吗，乔纳斯先生？”
他一个电话把我叫到了他办公室里。
“你了解贝克事件吗？”他问。
我当然了解。罗伯特-勒-贝克是《生活》杂志的摄影记者，那次他打算拍摄一个骚乱场面，被芝加哥的警察打得不成人样。乔纳斯把这个案子列为事务所经办的重点案件之一。
“我知道警察接了他一顿，先生，”我对乔纳斯说，一副轻松愉快的样子（哈！）。
“我希望这案子由你去办，奥利弗，”他说。
“就我一个？”我问。
“你可以带一个年轻人作助手，”他说。
年轻人？事务所里数我最年轻。不过我领会他这话里的信息：奥利弗，尽管你的实际年龄还轻，可你已经是这个事务所的“大老”之一了，跟我们彼此彼此了，奥利弗。
“谢谢你，先生，”我说。
“你什么时候可以去芝加哥？”他问。
我已经拿定主意不告诉任何人，自己精神上的重压，决定由我独个儿承担。所以我向乔纳斯老头支支吾吾胡诌了几句，究竟说了些什么，我都已经记不得了，反正大意是说我觉得这阵子我不能离开纽约，希望他谅解。但我知道，对于这个显然大有深意的表示我作出如此反应，当时肯定使他大失所望。哦，乔纳斯先生啊，乔纳斯先生！你哪里知道我的苦衷啊！
一个怪现象：奥利弗-巴雷特第四下班比以前提早了，可是回家的步子反倒走得比以前慢了。这该如何解释呢？
逛第五街看橱窗已经成了我的习惯。我尽望着那些讨人喜欢却又贵得吓人的玩意儿，要是我不必装模作样保持……“常态”的话，我早就给詹尼弗买回家了。
是的，我怕回家。因为，自我得悉真情至今已有几个星期，现在她终于渐渐开始消瘦了。我是说，尽管只是稍微瘦了一点儿，她自己也许没有觉察到，但是知道底细的我觉察到了。
我常常去看看航空公司的橱窗，看看班机广告：去巴西的、去加勒比海的、去夏威夷的（“把一切烦恼撇在一旁，飞往阳光灿烂的世界！”）等等，等等。偏偏那天下午环球航空公司推出的却是淡季中的欧洲：伦敦的“购物游”，巴黎的“恋人游”……
“我的奖学金还要不要？我自出娘胎以来还没去过的巴黎还去不去？”
“咱们的婚事还办不办？”
“谁说过要办婚事啦？”
“我。是我这会儿在说。”
“你要跟我结婚？”
“对。”
“理由呢？”
我是人家求之不得的一个赊帐对象，所以早就有了一张“就餐俱乐部”的信用卡。唰！在登记单的虚线上把名字一签，我就神气十足地拿到了两张去恋人天堂的飞机票（还是头等的）。
我回到家里，詹尼的脸色不好，有些白里泛灰，但我希望我那个绝妙的主意能使她的双颊添上些许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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