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告诉你，爸爸。请你借给我这笔钱就行了。”
我感到——如果一个人真能从奥利弗-巴雷特第三身上获得什么感觉的话——他是打算给我这笔钱的。我还意识到，他也并不想熊我一顿。但是他很想……谈谈。
“你在乔纳斯与马什事务所不是有薪水吗？”他问道。
“是的，爸爸。”
我真想告诉他数字，目的只是想让他知道那是全班最高纪录，但是再一想：既然他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工作，大概也知道我拿多少薪水。
“她不是也在教书吗？”他问。
哦，可见他也不是什么都清楚的。
“不要‘她’呀‘她’的，她有名字，”我说。
“詹尼弗不是在教书吗？”他改口客客气气地问。
“请不要把她跟这件事扯在一起，爸爸。这是一件私事。一件非常重要的私事。”
“你是不是在外边撒下了风流种子？”他问道，但语气中没有任何非难的意思。
“嗯，”我说，“是的，爸爸。是这样。这笔钱请你一定要给我。”
我看他根本没有相信我说的理由，我看他也并不真想知道。他向我提问，就像我刚才说的，无非是为了我们可以……谈谈。
他伸手到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本皮面子的支票簿，那皮面子是跟他的拆信刀柄和剪刀套于一样的科尔多瓦牛皮①。他慢条斯理地打开支票簿。我相信那不是故意折磨我，而是为了拖延时间。好找些话说。找一些不会引起摩擦的话说。
①西班牙科尔多瓦省出产的高级牛皮。
他填好支票，从簿子上撕下，向我递过来。我可能迟疑了片刻才意识到应当伸手去接，因此他有点儿尴尬（这是我的感觉），于是把手义缩了回去，将支票放在办公桌边上，这才朝我看看，点了点头。他的表情仿佛是说：“拿去吧，孩子。”但事实上他只是点了点头，仅此而已。
我也并不想离开，只是也找不出什么不伤脾胃的话说。我们总不能这样干坐着，我们俩心里都想谈谈，却义连正眼相视都难以做到。
我探身过去拿了支票。不错，是五千美元，下面是奥利弗-巴雷待第二的签字。墨迹已干。我一边小心地把支票折好，放进衬衫的口袋，一边站起来，慢吞吞地朝门口走去。其实当时我至少也应该说几句话。表示一下我知道，为了我的缘故，让波士顿的（也许还有从华盛顿来的）几位要人在他办公室的外间久等了；“可要是我们再找点话儿谈谈的话，爸爸，我还可以在你的办公室里泡上好半天呢，连你原订的午餐约会怕也得取消呢”……等等，等等。
我把门开到一半，站立片刻，鼓起勇气望着他，只说了一句；
“谢谢你，爸爸。”
二十一
通知菲尔-卡维累里的任务落在我身上。不是我，还有谁呢？我真担心他会垮下，可是他倒没垮：他平静地锁上了克兰斯顿的房子，住到我们的公寓里来了。我们各有一套独特的办法克制悲痛。菲尔的办法就是做清洁工作：又洗又刷又擦。他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我实在摸不清，不过，算了，就让他去干吧。
他莫非还在梦想詹尼会回来？
他是有这个想法的，可不是吗？可怜的菲尔！这就是他做清洁工作的目的。他就是不肯接受这残酷的现实。当然，他是不会向我承认这一点的，但是我知道他心里是这样想的。
因为我心里也这样想啊。
詹尼弗一进医院，我就打电话给乔纳斯老头，把我不能去上班的原因告诉了他。我装作还有事，得赶紧挂断电话，因为我知道他心里难过，但想说的话又说不出来。自此以后，我每天的时间就不外乎用于两个方面：一是探病，二是处理其他的种种事情。所谓处理其他的种种事情，不用说其实也就是啥都于不了。吃饭没有滋味；菲尔打扫屋子（又打扫了！）我只能看着；甚至服了阿克曼给我开的药，也睡不着觉。
有一次我无意中听到菲尔喃喃自语：“再这样下去我实在受不了啦。”当时他正在隔壁房间里洗我们晚餐撂下的碗碟（不用机器）。我虽然没有搭话，心里却暗自忖度：我就受得了。不管是什么样的上帝在冥冥之中导演这出戏，最高主宰先生，你尽管让它演下去吧，我可以无限期地一直忍受下去。因为詹尼总还是詹尼。
那天晚上，她把我赶出病房。她要跟她的父亲“爷儿俩掏心窝”谈谈。
“这场会谈只有意大利裔美国人可以参加，”她说，脸色像她的枕头一样煞白，“所以，你给我出去，巴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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