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球我们终于输了个3比6。
比赛结束以后，经X光透视，诊断我并没有骨折，于是理查德-塞尔策医生就在我脸上足足缝了十二针。杰基-费尔特一直在医务室里打转，缠着这位康奈尔大学的校医叨叨，说我的饮食有问题，说我要是能服用足量的盐片，也不至于会弄到今大吃这样大的苦头、塞尔策医生没有理他，对我却提出了严重的警告，说是我差点损伤了“眼底”（那是个医学名词），为谨慎计，最好一个星期不要打球。我谢了他。他走了，费尔特钉着他要再谈谈营养问题，也跟了出去。好了，这下就剩我一个人了。
我慢慢洗着淋浴，小心翼翼，不让水冲着了我受伤的脸。奴佛卡因的麻醉作用渐渐不管事了，可是说也奇怪，我倒宁愿感到疼痛。因为你想想，我今天捅的娄于难道还不大吗？我们把冠军丢了，大家一直那么好的运气这一下全砸了（我们一些“大四”生都是四年来从没输过一场球的），连戴维-约翰斯顿的好运气也完了。尽管过错也许并不完全在我，然而当时我却觉得仿佛事情都该由我负责似的。
更衣室里一个人影也没有。大伙儿一定都已经上汽车旅馆了。大概他们谁也不想见我、谁也不想跟我讲话了吧。我忍着嘴里这股苦得要命的味儿——我心中难过得连嘴里都觉得有股苦味了——收拾好衣物，往外走去。纽约州北部的荒野上寒风凛冽，盘桓未去的哈佛球迷寥寥可数。
“脸伤得厉害吗，巴雷特？”
“没问题，谢谢你，唐克斯先生。”
“你恐怕应该来一块牛排呢，”响起了另一个熟悉的声音。说这话的是奥利弗-巴雷特第三。叫人用这种古方来治打肿的眼睛①，这话也真只有他才说得出来。
①是指在打肿的眼眶上贴一块生牛排。
“谢谢你，爸爸，”我说。“医生已经给治过了。”我还指了指塞尔策医生在缝十二针处给我数上的纱布块。
“我是说让你吃牛排呢，孩子。”
吃晚饭时，我们照例又作了一次话不投机的谈话。这一套永远循环不息的谈话，每次总以“你这一阵子过得怎么样啊？”开头，以“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吗？”结束。
“你这一阵子过得怎么样啊，孩子？”
“很好，爸爸。”
“脸上疼吗？”
“不疼，爸爸。”
其实伤口这会儿已经疼得要命了。
“我想下星期一让杰克-韦尔斯给你看一看。”
“不必了，爸爸。”
“他是一位专家——”
“康奈尔的校医也未必就是兽医。”我这样说，为的是想杀一杀父亲照例只相信专家名医之类“权威人士”的那股势利劲儿。
“真是不幸啊，”——我听到奥利弗-巴雷特第三这句话，起初还以为他说了句幽默话呢——“看你伤成这模样，简直人不像人样了。”
“是的，爸爸。”（我是不是还应该嘻嘻一笑？）
可是接下来再一想；我父亲这句蹩脚的俏皮话莫非是一种含蓄的责备，对我今天在冰场上的举动有谴责之意？
“你的意思也许是说我今儿晚上的表现活像一头野兽吧？”
看他的表情，似乎我开口一问倒使他觉得相当高兴。不过他只是回答了一句：“提到兽医的可是你。”话说到了这个地步，我就决定埋头研究菜单，不再搭脏了。
上了主菜以后，老石面人照例又发表了一通他那种简单化的说教，回想起来（我实在不大愿意去回想），这一回他论的是胜败之道。他指出，我们已经把冠军给丢了（你很了解情况嘛，爸爸），但是球赛球赛，真正重要的毕竟不是赢球，而是比赛。他的话听起来似有在解释奥运会的大会宗旨之嫌，我意识到这只是个开场白，接下来他就要大谈其区区“艾维联”冠军又何足道哉了。但是我不打算让他把话头转到奥运会上去，所以我照例只给他必要的回答：“是的，爸爸，”此外便一言不发。
我们把那老一套的话题都一一点到，中心总是老石面人所念念不忘的那个无聊主题：我的前程。
“告诉我，奥利弗，法学院有消息吗？”
“说实在的，爸爸，要不要进法学院我还没有作出正式的决定呢。”
“我只是问法学院是不是已经作出正式的决定准备收你。”
这又是一句俏皮话吗？对父亲这种绝妙的口才，我是不是应该报以一笑呢？
“还没有，爸爸。还没有消息。”
“我可以给普赖斯-齐默曼打个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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