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直到现在的这一次。
现在，在他即将结束他的医务生涯的时候，他似乎要分担一份由于另一个人的无能所造成的悲惨的恶果；而最倒霉的是——这个人竟是他的一个朋友。
“约，”他说。“我想告诉你点事情。”皮尔逊坐在一个化验台的凳子上，脸色苍白，眼神发散。现在他慢慢地抬起头来。
“这是一个早产儿，约，可是他是正常的，我们本来可以在他出生的时候给他换血的。”窦恩伯格停顿了一下，当他又继续说的时候，他的声音里带上他自己的情绪了。“约，我们是很长时间的朋友了，有时我给你打掩护，我帮着你去跟别人干。可是，这一次，如果这个孩子死了，那么上帝帮助我！——我要把你带到医管会去，我非把你撕成两半不可！”
“看在基督的面上，他们都干什么呐？怎么还没有个信呀？”约瑟夫·皮尔逊神经质地用手指头敲打着办公桌。从把亚历山大的婴儿的血样抽出来立即送到大学医院起，到现在已经是一个小时零一刻钟了。现在只剩下这个老病理医师和柯尔门两个人在办公室。柯尔门沉静地说：“我又给弗兰茨大夫打了电话。他说一有结果马上用电话通知我们。”皮尔逊呆呆地点点头，又问：“那个年青人——亚历山大在哪儿？”
“警察把他送回来了。他现在在他妻子那儿。”柯尔门犹豫一下，说：“在我们等信这时候，向保健科了解一下伙房的情况，看看他们给炊事员作的检查工作开始了没有，你看怎么样？”皮尔逊摇摇头。“等会儿吧——等这事过去之后再说。”他焦躁地说：“在这件事没有个着落以前，我什么事也考虑不了。”自从今天早晨化验室里一连串爆炸性的事情发生之后，柯尔门感到自己一直没考虑到皮尔逊的心情，不知道这个老头子心里是什么滋味？对于柯尔门在血敏试验问题上发表的一通言论，皮尔逊没有争辩。他的沉默似乎是默认了他的这位年青的同行起码在这方面比他高明。柯尔门心想：这种滋味大概不大好受。他发现自己头一次对这个老头产生了一点同情心。
皮尔逊停止了敲桌子，使劲给了桌子一巴掌。“看在圣彼得的面上，”他说，“他们为什么还不打电话来呀？”
“病理科有什么消息吗？”查尔斯·窦恩伯格刷好了手，在产科旁边的一个小手术室里等着，他在向刚刚走进来的一个护士问话。
那个姑娘摇摇头。“没有，大夫。”
“咱们这里快准备好了吗？”护士装好两个胶皮热水袋，放在为婴儿准备的小手术台的毯子底下。她回答：“再有几分钟就好了。”一个实习医生走到窦恩伯格跟前，向：“如果孔姆斯试验结果来不了，您也打算照样作换血手术吗？”
“嗯，”窦恩伯格回答。“我们已经耽误了很久，我不想再耽误了。”他考虑一下说：“反正，按照那孩子的贫血情况，即使没有试验，也得给他换血。”护士说：“大夫，那孩子的脐带已经剪短了，您知道吧？”
“是的，谢谢你，我知道。”窦恩伯格对实习医生解释说。“如果我们事先知道要给孩子换血，在孩子出生的时候就把脐带留长一些，这样可以作为一个方便的连接点。很遗憾，我们当时不知道，现在这个病例要换血，所以把脐带给剪了。”
“那您预备怎么办呢？”实习医生问。
“我打算用局部麻醉，紧贴着脐静脉血管上边切下去。”他又转身问那护士：“血温过了吗？”护士点头说：“温过了，大夫。”窦恩伯格告诉实习医生说：“检查一下新血是否接近于体温，这很重要，不然会增加休克的危险。”其实，窦恩伯格脑子里还有另外的考虑：这样给实习医生讲着，可以把他的脑子占住，避免想得太多。在这个时候，窦恩伯格很想回避一些问题。
他在化验室和皮尔逊摊了牌，离开那里以后，受到了焦虑和自责的折磨。这个事故从技术上说，怪不到他头上来，但是这一点似乎无关紧要，问题在于他的病人受到了伤害，他的病人可能由于这次医务上不可原谅的失误而死亡，而这个责任则完全是他个人的。
他正要继续讲下去的时候，突然让自己停住不动了。有点不对劲；他忽然感到一阵头晕；脑袋发胀，屋子在旋转。他闭了一下眼，定了定神，然后慢慢睁开，眼前的东西又清楚了，头晕也差不多过去了。可是，低头一看，自己的双手在发抖。他试着控制一下，但是不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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