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干等着也没什么意思。”他又礼貌地补充说:“我看了化验室。希望你没什么意见。”
“那是你的权利之内的事。皮尔逊带点牢骚口气,似乎有点不高兴人家硬是闯进那儿去,但也无可奈何的样子。然后,似乎觉得他自己应付得不大漂亮,又找补了一句:“我似乎是应该对你表示一下欢迎。”在他们握手的时候,老头子说:“我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这些活干完。”他指着桌子上乱七八糟的切片夹子、一些单子和零星的文件。“然后咱们再商量你干点什么。”柯尔门坐了下来。因为没什么事做,就拿起一本医学杂志看。皮尔逊在那里翻弄着文件。然后有一个姑娘进来给他做口述速记。在这之后,他陪着皮尔逊到解剖室去作了一次大体观察。他坐在皮尔逊旁边,两个住院医师(麦克尼尔和塞登斯)坐在解剖台对面。这场面给他一种感觉,好象自己也是个小住院大夫似的。他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皮尔逊主持着大体观察,他就只好坐在一边看着。皮尔逊连柯尔门是全科的新的副主任都没有提一下。
后来,他和皮尔逊一起去吃午饭,在这段时间内,皮尔逊给他介绍了几位本院的医师。以后皮尔逊说他有些急事就先走了。现在柯尔门独自返回病理科,心里考虑着他面临的问题。
当然他预料到会遇到皮尔逊大夫的一些小的阻力的。从零零碎碎听到的议论当中,他知道皮尔逊是不愿意增加一位病理医师的,但他并没有料到出现当前这种情况。
他原以为至少会在他到职的时候给他准备一个办公室,明确一定的工作职责。当然戴维·柯尔门没有期待分给他许多重要的工作,他也不反对主任病理医师考查他一个时期。实际上,如果他是皮尔逊,他也会对一个新来的人这样做的。但目前情况远远不止是考查他的问题。很明显,尽管他写过了信,皮尔逊却根本没有考虑给他什么工作任务。看样子似乎是要让他坐冷板凳,等皮尔逊大夫处理好信件和其他琐事之后,交给他几件具体事干干就得了。如果是这么一种情况,这些想法可得变变,得尽快变变才行。
戴维·柯尔门早就知道自己性格中的缺点,但他也知道自己的一些长处。
最主要的是他作为一个医生和病理医师的资历和能力。欧唐奈说柯尔门是非常合格的医生,这话是一点也不夸张的。他虽然年青,但他的资历和经验却是许多现任病理医师赶不上的。当然他用不着怕约瑟夫·皮尔逊大夫。他是准备对老头子的年龄和资格表示一点尊重的,但也不能让别人把他看成是完全没有经验的一名新兵啊。
使柯尔门敢于斗争还有一个力量源泉。那是超乎其他各种考虑(性格呀,随和呀等等)之外的一种情感,一种决心:他要以一种不妥协的、纯洁的、诚实的、甚至(在目前医疗水平范围内)精确的准则要求自己干好他的医务工作。对于那些不这样要求自己的人,那些讲妥协的、玩弄手段的、偷懒的、不顾一切往上爬的人,柯尔门是嗤之以鼻的。在他从事医务工作这短短几年之内,他看到过这样的人,也接触过这样的人。
如果有人问他这种情感从何而来,他自己也很难解释。他肯定不是一个感情重于理智的人;也不是由于他原来就抱定救死扶伤的宗旨才从事医务工作的。他的父亲可能给他一些影响,但是影响不大。柯尔门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他的父亲在普通开业医生的水平范围内是个比较不错的大夫,但是他们父子之间在性格上是大相径庭的。老柯尔门是一个热情的、外向的人,有许多朋友;他的儿子则是一个冷漠的、难以捉摸的、常常采取超然态度的人。
父亲爱和病人开玩笑,在谈笑之间就把病给治了。儿子在学病理专业以前,当实习医生的时候,从来不开玩笑。他小心地、精确地、熟练地给病人治病,比一般好大夫治得还要好一些。作为病理医师,他和病人的关系自然就不一样了,但他的作风并没有变。
有时候,戴维·柯尔门扪心自问,他估计他这个人无论是干医务或干别的什么行业,大概态度都会是这样的。他猜想这种态度基本上是他的性格中有一种精益求精和对错误、失败难以容忍的特点。他认为凡是你要做的事,凡是你要去服务的对象,都有权利向你提出最高的要求。也许,这两种感情:严于律己又严于待人,在某种情况下,似乎是矛盾的。他的一个医学院同学在一次向他敬酒时说的一句挖苦他的话也可能正确地总结了他的这些特点:“戴维·柯尔门的心最纯洁了,是用抗菌剂做的。”在走过地下室楼道的时候,他的思想回到了目前,他有一种冲突即将爆发的直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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