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进病理科办公室，皮尔逊正在调显微镜，面前打开一个切片夹子。
他抬起眼睛，说：“过来看看这些，听听你的看法。”他让出显微镜的位置让柯尔门来看。
“病历是怎么回事？”柯尔门把第一张切片夹好，调整接目镜焦距。
“这是露西·葛兰杰的一个病人。露西是这里的一位外科医师；你会见到她的。”皮尔逊看了看笔记。“病人叫费雯·洛布顿，一个十九岁的姑娘，我们护校的学员。她左膝发现一块隆肿，有持续痛感。X光片子显示有骨形病变。这是活体检查下来的切片。”切片共有八块，柯尔门一个一个地看了。他马上理解了为什么皮尔逊要他鉴别一下。这是很难鉴别的一个边缘病例。最后他说：“我看是‘良性’的。”
“我认为是恶性的，”皮尔逊小声说。“成骨肉瘤。”柯尔门没说什么，又把第一张切片拿起来。他耐心地、仔细地又看了一遍，又把另外七张片子照样重看了一遍。第一次他就考虑过成骨肉瘤的可能性；这次他又考虑了一次。在只有专业病理医师才能窥得其中奥妙的红色和蓝色的透明切片上，柯尔门做了过细的研究，脑子里合计着正反两个方面的因素……在所有切片上都看出大量的新骨形成——中间有成骨细胞活动和岛状的软骨组织……得考虑外伤可能性。是外伤造成的骨折吗？骨质增生是体内自行愈合再生的结果吗？如果是这样，这个病灶当然就是良性的……。有骨髓炎的迹象吗？在显微镜下骨髓炎和更危险的成骨肉瘤是难予鉴别的。但是并没有在针骨之间的骨髓空隙出现多形核白血球……血管没有受到侵袭……所以还得回头检查成骨细胞——新骨形成的性质。这是一切病理医师必须正视的一个老问题：病变增生是由于体内愈合的自然过程呢，还是由于肿瘤甚至恶性肿瘤细胞的繁殖呢。恶性还是良性？很容易看错。人所能做的只有根据现象加以权衡，作出判断。
“恐怕我不能同意你的看法，”他有礼貌地和皮尔逊讲。“我仍然认为这个组织是良性的。”老病理医生站在那里没说什么，他在考虑他自己的意见和这位年青医师的意见。停了一会儿，他说：“你会同意可以有怀疑的余地吧？两种可能性都存在。”
“对，是的。”对这种病例，柯尔门知道是可以有怀疑余地的。病理学不是一种精确的科学；没有可以证明你的答案是否正确的数学公式。你能做出的判断有时不过是一种经过考虑的估计，有的人可以称之为有学问的人的猜想。他对皮尔逊的迟疑是理解的，老头子肩负着作最后决定的责任。作为一个病理医师，你的工作的一部分就是这个，这是无可奈何的。柯尔门又接着说：“如果你是正确的，那自然就得截肢了。”
“我知道！”这话是愤愤地说的，但并没有敌对的情绪。柯尔门感到尽管病理科别的事情马马虎虎，可是皮尔逊终归是个很有经验的病理专家，不会对这种诚实的意见分歧有什么想法。此外，他们两人都知道作出这些诊断的依据都是很不充分的。现在皮尔逊走到房间的另一头，转过身来，恶狠狠地说道：“这种边缘病例真他妈的捣蛋！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都是很气人的！得下个决断，可是你自己也知道你可能是错的。”柯尔门平心静气地说：“病理学当中不是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吗？”
“可是别人谁了解？问题就在这儿！”这个回答带着强烈的气愤的感情，好象那年青人戳到了他的痛处。“社会上的人不了解，那是可以肯定的！他们在电影、电视上看见病理医生，一个穿着白衣服的科学家，他走到显微镜前，看一看，说：‘良性的’，或是‘恶性的’——那么简单。”他指着他俩用过的显微镜说：“人们以为当你看显微镜的时候，那里边的东西象砌墙的砖似的砌成一定的格式。他们哪里知道有时候我们连接近正确的把握都没有。”戴维·柯尔门自己也常常这么想，不过没有这么强烈地表露出来罢了。
他突然感到，老头子这一肚子牢骚已经憋了好久了，这种情绪只有同行才能理解，于是和缓地插话道：“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对的，不是吗？”
“好吧，尽管多数情况我们是对的，”皮尔逊一边说着一边走到柯尔门的面前，“可是我们不对的时候呢？象这个病例怎么办呢？如果我说是恶性的，露西·葛兰杰就要做截肢手术；没有其他办法。如果我错了，一个十九岁的姑娘平白无故地失去了一条腿。如果不截肢，结果是恶性的，她可能活不到两年。”他停住了，然后愤愤地说：“也许截肢也是死，截肢也不见得准能把她救活。”皮尔逊把自己的思想深深地牵扯到具体病例中去，这是柯尔门原来没有估计到的。原来，在他的性格中还有这么一个侧面。当然这没有什么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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