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特，我想找你谈谈，”罗弗斯说。
“去我办公室吗？”欧唐奈有些惊异。除非有什么重要的事罗弗斯是不会找他的。
“不用，在这儿说就行。肯特，是关于病理室的外科病理回报的事。”他们走到一个窗户跟前，躲开楼道上的来往行人。欧唐奈在想：我正担心是这个问题呢。他对罗弗斯说：“怎么了，比尔。”
“病理回报用的时间太长，长得不象话了。”对这个问题欧唐奈很清楚。罗弗斯和其他外科医生常常做肿瘤手术。开出肿瘤以后要给病理医师皮尔逊大夫化验。病理医师要作两项病理研究。第一项是在病人还处于麻醉状态的时候，病理医师在手术室旁边的小化验室里用显微镜作冰冻切片检查。这一检查产生两种可能结果，或是“恶性的”，意味着有癌细胞，需要对病人进行扩大根治手术；或是“良性的”，一般意味着把肿瘤切除后不需要再做什么根治手术。如果冰冻切片是“恶性的”，手术就马上进行。如果是“良性的”，外科医生就可以结束手术，把病人送到麻醉恢复室。
“冰冻切片没有耽误吧？”欧唐奈没有听到有什么耽误的情况，但还得问问清楚。
“没有，”罗弗斯说。“如果那个再耽误，早就有人来向你大喊大叫了。是切除后组织切片病理回报的时间太长。”
“噢。”欧唐奈拖点时间慢慢思索着。照次序应该是这样的：在冰冻切片做过以后，切除的肿瘤送到病理室，在那里，技术员准备几个切片，可以在较好条件下仔细检查。然后由病理医师做检查，提出最后意见。有时候，一个肿瘤在作冰冻切片时似乎是良性或可疑良性，但到第二次仔细检查时可能证明为恶性。病理医师在这时改变意见并非不正常现象。如果是这样，就要重新把病人送回手术室进行必要的手术治疗。因此病理医师第二次报告的时间性很重要。欧唐奈理解这就是罗弗斯不满的原因。
罗弗斯接着说：“如果只是偶尔一次，我是不会提出来的。我知道病理科很忙。我不是和约瑟夫·皮尔逊过不去。可是并不是一次，肯特，总是这样的。”
“比尔，你说说具体情况吧，”欧唐奈说。他肯定罗弗斯一定有些具体事例才提这个意见。
“那好吧。上星期我有一个病人，梅森夫人，Rx房瘤，我给切除了，在冰冻切片时皮尔逊说是良性的。后来在病理回报上他写恶性。”罗弗斯耸耸肩。“我对这没意见。可能第一次作的不全是那么准确。”
“可是呢？”欧唐奈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想听他把话说完。
“皮尔逊的手术回报用了八天。那时候病人已经出院了。”
“噢，”欧唐奈心想这确实不大妙。这是回避不了的。
罗弗斯小声说：“我的工作不好做啊；要把那个女人再请回来，告诉她我们诊断错了——她还是有癌症，还得再动手术。”这样的工作确实是不好做的，欧唐奈很理解这一点。在他到三郡医院以前，他本人也这样做过一次，当时他希望这辈子再也不要遇上这种情况了。
“比尔，这件事你交给我看着办行吗？”欧唐奈很高兴碰上了罗弗斯。
有些别的外科大夫没有他那么好说话，这件事可能会变得很复杂。
“当然可以。只要能采取点什么措施就行。”然后，罗弗斯又强调了一句——他有强调的理由：“这并不是孤立的一件事，只不过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例子。”欧唐奈知道这话可不假。问题是罗弗斯不了解与此有关的另外一些情况。
他答应罗弗斯：“我今天下午开完外科手术死亡讨论会之后，去找约瑟夫·皮尔逊，你去开这个会吧？”罗弗斯点点头，说：“我去。”
“再见，比尔。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情况。我一定会采取一些措施的，请你放心。”在欧唐奈沿着楼道走时，心里还在盘算着什么。但究竟在想些什么呢？
他一面这样思索着，一面拐进院部的套间，打开哈里·塔马塞利办公室的门。
欧唐奈还没看见塔马塞利，这位院长却已在叫他了：“这儿，肯特。”这是一间镶着桦木护墙板的办公室，本来，在上班时间，塔马塞利多半坐在他的办公桌边，现在他却正在屋子一头的一张桌子前面伏案看一些材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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