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我我向他提出第一个问题，他的思路就断了，气恼地盯我一眼，再敲上那么三两下按键，仿佛打上几个点儿，便放弃写作，揉揉眼睛，又回到了我们房间这人间地面。那些往空中一个劲儿地流泻出的句子、那些曾经在他的天上某个地方闪亮的字行熄灭了。他耸耸肩膀，便提着罐子去打啤酒，把他的写作再挪到别的什么时候。可有时候他又能接着玩儿命地往上写，我可以对他说话，可以有人来串门儿，他继续写他的，冲着这些他看得见的句子微笑着，谁也打扰不了他。他一个劲儿地写呀写呀，必须一口气写完。
因为，他后来说，当时要不写以后就永远也写不出来了，画面就会一股脑儿永远地从他眼前消失掉。我在结婚后的第二年给我丈夫买了一部打字机，也是德国牌子的，叫托尔贝多牌，是韦特罗产的。我把它摆在桌子上，他那台贝克尔牌老打字机的旁边。奇怪的是那台老机子还显得新式、简单一些。托尔贝多牌的打字机有个套子，贝克尔牌的打字机也有个箱子，不过博士把那箱子扔掉了，只用两根带子捆着搬来搬去的，就像小学生常那样捆着学校的课本一样。那台贝克尔牌打字机仿佛是永远也损坏不了的，他到河边去也常常带着它，将它往那儿一放便打起字来。有时难免会歪倒，有一次在堤坝上它甚至掉到伏尔塔瓦河里去了，可捞起来它还能用。就像那罗斯科普牌的奥地利闹钟一样，瓦尼什达先生将它扔到了装满水的洗碗池里，它在水里也一样丁零丁零地闹，而且还继续嘀嗒嘀嗒一秒一秒地走。
就像贝克尔牌打字机，把它里面灌进的水倒出来，打起字来甚至比原先还顺溜。等我丈夫一来，当我告诉他买了一部托尔贝多牌打字机时，他看了看这两部打字机，然后坐下来，试了试那部新打字机，键盘好像不灵，它比较大，比较宽，还多出一行来，正好是那些长音符号、钩形符号以及带长音、带钩的字母。他得先练习，为了能在这部新机子上打字，他得先把那台老机子放到柜子里去，将它搁到被子底下，生怕它吃醋，觉得我丈夫喜新厌旧对它不忠，它可能会把在利本尼堤坝巷我们住房里出现的这部新打字机看做情敌。我丈夫第一次用新机子打他的手稿时，先在那台可爱的老机子上打了几下，然后像对待一只小动物一样地抚摸它，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扫过它，它里面全是灰尘，从它黑色的打字带上剥落出好多呢绒灰尘块儿来。
按键字模上的颜色把字母里的缝隙都填满了，因此这些字母打到纸上也是黑乎乎的，只能看出个轮廓来。但我丈夫不在乎，因为他实际上是个很爱把屋子里弄得乱七八糟的人，他也爱整洁，但只打扫那最必要的地方。他爱把床底下扫得干干净净，可是却把一块台布盖在他的写作用品和稿纸上，就像往桌子上铺块赛采赛风格的红毯子，往床上盖块床罩一样。最要命的是他什么都离不开抹布，他洗完手用抹布，擦皮鞋用抹布，他甚至往抹布里擤鼻涕，还用这油乎乎的抹布来擦汗。当我没注意管他，他这块抹布太脏时，我便干脆把它塞进炉子里烧了。尽管我们在院子里有个厕所，可我丈夫鬼使神差晚上总爱在院子里那棵爬山虎底下的土堆旁撤尿。那棵爬山虎倒是长得枝壮叶茂，沿着墙壁横贯整个院子。
夜里在院子里撒尿是他的拿手好戏，撒尿时跟所有正在撒尿的爷们儿一样眼睛傻呆呆的难看得要命。有一条不成章的规矩；只要我丈夫以为我不在家，便连白天也到院子里的一个角落去撒尿。我有好多次突然出现，我丈夫吓得连裤子都弄湿了。我气鼓鼓地打他身边经过，让他别以为我不知道。我装作在看他，装作为他这举动而要呕吐，而且我还真的做出一副呕吐的样子。他也想了一个报复我的办法：当我在屋里擦洗身子，当我例假期在盆里洗下身时，我丈夫便无缘无故闯进来，让我吓一大跳，我因为被丈夫看见而对着他一顿吼。他却借此回敬我：如今他也装作恶心，装作要呕吐的样子说他看到的事使他要疯了。于是立即跑出去，故意大声说得让我能听见：“这一天可要倒霉了!一大清早就这么不幸，看到老娘儿们坐尿盆!”尽管我从来没在家里坐过尿盆，尽管我们房子里根本没有尿盆，因为我讨厌尿盆，即使下大雪，我也宁可走过院子，到结了冰凌的厕所去解手。总之，我丈夫是个很不爱收拾的人，对他这台贝克尔牌的打字机也是如此，我若遇上我丈夫在打字，就跟我碰上他在院子里撒尿一样，立即手忙脚乱，从这一刻起，若是撒尿便弄湿裤子、尿湿鞋子；如正在打字，便连贝克尔牌打字机的好几个按键也吓得卡在一起，而且还卡在色带走动的地方。可我丈夫硬是用两个指头把它们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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