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一个哥哥叫沃拉吉米尔·瓦夫拉。我第一次看见这位也叫沃拉吉米尔的大瓦夫拉，便认出他坐过牢，因为他有一双囚犯的眼睛，就像我丈夫说的有双贝尔兹的犹太教牧师的儿子们那样的眼睛，有着囚犯的那种触觉，连他的笑也是坐过牢的那种人的笑。这位大瓦夫拉笑得都喘不过气来，笑得瞳仁儿快乐地打转儿。说他尽管是出师的电气机械师，却掌握了所有超现实主义的宣言和所有诗人、上个世纪所有法国诗人的作品，最主要的是因为他是一个在皮迪兹坐过六年牢的人，因此将多一点的客观现实主义带进了超现实主义之中。在这方面他算是独一无二的……他当然也笑话所有别的人。他两手抱着膝盖，一个劲儿地微笑着。因为他说他已经不需要交谈，早已把一切都记录下来写进心里、灵魂里，然后写到割断的面粉口袋上，只需将他在那只有地下矿灯的矿井里体验的一切抄下来就行了。我看得出来，斯坦达不仅喜欢他哥哥，还认为曾经坐过牢的这位大瓦夫拉哥哥将是未来的精英。关于这一点斯坦达从未怀疑过。我丈夫还在斯坦达的哥哥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就已跟斯坦达有过来往。两年来他从斯坦达和他哥哥的其他朋友如布希尔先生那里常听他们谈起大瓦夫拉。这位布希尔为了纪念安德列·勃勒东在兹波希洛夫花园里造了一只大舱船，直到今天还在那花园里摆着，因为谁也没法将它搬到洞里去，就因为太大，一直关在兹波希洛夫花园篱笆里。那时我丈夫已经早就知道这位大家都等着他回来的大瓦夫拉。他们那个自诩为利本尼精神敏感者小组，直到最近才开始生活。等到人们称之为工人的诗人、大瓦夫拉回来，我丈夫才会看到一位活生生的真正诗人。他入狱的故事很简单：他的头头有部发射机，向西欧发射了恰好两年，侦缉队用雷达找到了他们，在马尔莫夫卡的一辆小汽车上连同他们的器械一起捕获了他们，随后便是审讯，然后在一九五一年于巴尔杜比采开庭审判……
有一次，在一个阴霾的日子里，大瓦夫拉坐在我们敞开的窗子旁，两手扶在膝盖下边，讲到他一生中最大的恐怖：他被押着走过一条一百米长的街道去法庭，沿途站着一些普通老百姓，主要是妇女。他们威胁他，往他脸上吐痰，冲他喊叫，大家都在喊着说他们该被绞死……“这唾沫、这喊声、这些眼睛、这些模样像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母亲的人们的仇恨是最最可怕的了。我被判了二十年。后来又带我走过那条喊叫辱骂的街道，我的弟弟斯坦达站在那里，绝望地哀号着：‘沃拉佳啊I超现实主义者们能管什么用啊!塞利纳能管什么用啊!哈谢克、卡夫卡能管啥用啊!这些年来，皮迪兹对我说，那其实是一个好的无线电广播啊……我要写篇关于这事的消息，我要写篇关于这事的报道，在一块小小的版面上我要喊出不仅我的命运而且是其他人的命运……终于，我丈夫有机会成为一位作家了。他收到一封信，出版社在信中提议出版他的一本短篇小说集，说为了让他能集中精力把这本书弄出来，出版社将给他提供一些经济补助，一年之内将付给他一半工资，让他去与公司商量减掉一半工作量。于是布普尼废品回收站主任古切拉先生便与我丈夫签订了这项合同。于是我丈夫便从他所写的作品中挑了一些可以出版的短篇小说出来，可是挑来挑去还是不够，他必须再写一些短篇小说，可又不是他习惯于写的那些寻开心的所谓“江湖神药”。正如我所看到和听到的，他在开始写些相当温和的、为让这个集子得以出版的这类短篇小说。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最初他交给编辑部的只是那些“江湖神药”，连副标题也不是写的短篇小说，而是那些神神道道的东西。等候编辑部审读了整整一个月，后来又拖了一个月之后，我丈夫变了，坐不住了，从睡梦中醒过来。他每个星期都跑到编辑部去问他们是不是已经看过他的东西了，而每次都抱着极大的希望走进那栋楼房，可又胆怯地、可怜巴巴地回到家里。
他的工作安排是这样的：虽然每天都去上班，但只需干到下午一点，然后洗完澡便可回家。可是换了一个新主任。不管是那女工东佳，还是那助理工温扎，虽然什么也没说，可是我常去那儿找我丈夫时便看到，我丈夫想要出人头地当上作冢不是那么轻松的事儿。工人们的那种信任感消失不见了。我丈夫独自一人干活，连新来的女主任也变得对他冷淡起来，乐佳和温扎已经不再和我丈夫一块儿去喝啤酒，也不到胡森斯基去吃午饭了。我丈夫因一心忙着他那本书所以根本没注葸到这些。又过了六个星期，当我丈夫重又去问作家出版社的编辑部是不是接受了他那些“江湖神药”时，他们只是对他说已经有两位编辑看过，让他第二天早上再去。第二天我丈夫没去上班，九点钟便等在编辑部门口，直到约定十点钟见面。他使在河岸溜达了一通，然后才进编辑部去。一个小时之后，他便红着脸感到受辱地跑到我的烤鸡小吃部来，对我说他们把他的稿子退给了他，说他们大笑着朗读了他这本名叫《线上云雀》的书稿中的一部分，说有些句子使编辑们兴致很高。当时我丈夫情不由衷地微笑着，他有个印象，即从眼下这一瞬间起他将开始实现他要成为未来的佼佼者的梦，觉得他的朋友、诗人希夏尔和科拉什关于他的短篇小说将会前途无量的预言说对了。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奥尔罕·帕慕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