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夏尔先生抽着烟，将烟灰弹在我的白围裙上，兴奋地喊了一声：“这可真是太奇妙啦！”我接着说；“我倒是想养活他，可是他害怕写。恐怕在家里呆不住。”波列克领班走过来，用肘子轻轻地碰我一下。我知道了，便面带微笑走向刚来的顾客那张桌子。他们每人要了一整只烤鸡，我惊讶地重复一遍：“一整只?”他们坚持说，每人一只，而且要最大的。我转身走了。女厨从烤炉里取出烤好的小鸡，切成两半放在碟子上，我将一块餐巾盖在手上，飞速将烤鸡送到两位诗人面前。科拉什先生表情严肃，甚至有点儿生气。他倒不是生我的气，而是冲着利本尼那个方向，我丈夫正在那儿的剧院里准备排练，或者为晚上的演出准备舞台的地方。我说：“我担心，他知道自己在写作方面冒不了尖，可他又很想出人头地，当世界冠军，所以在舞台布景工人中称老大，在酒馆里这样酗酒。你们以为他喜欢那啤酒味儿?不是!为了争个喝得最多者的名誉，瓦尼什达先生向我告状说的。现在还算好了些，在《恶鹿》首次公演之前他简直给我丢尽了脸!舞台布景工们上午就已经在酗酒了。瓦尼什达先生只是随便问问《恶鹿》是什么内容?我丈夫忙说：有个叫拉多的很了不起。说阿列什·波特霍斯基先生根据他的故事写了一个很棒的剧本，由管乐伴奏，开台一句就是‘拉多先生真了不起……’这时瓦尼什达先生往大托盘里倒了十大杯酒，准备递给客人们，如今正端着这装满了一杯杯酒的盘子站在那儿，我丈夫抓着他的胳膊肘热情地讲解着：猎人罗兹霍先生随着台下乐池里的管乐声走到台口，幕布仍然垂着。罗兹霍先生对着这前面的乐队喊道：‘欢迎诸位来看我们演出，这儿是从林子里跑下来的猎物，那就送给诸位吧!’幕布升起，啪的一声，我丈夫站起来，对着整个酒馆喊道：‘这里躺着一只死鹿!’说着便仰天倒下，撞着了端着十大杯酒的瓦尼什达先生。整个酒馆都喊叫起来，他们上午就已经醉得差不多了。瓦尼什达先生被撞得仰天躺着，我丈夫躺在他身上。喏，糟透了!”我对着科拉什先生抱怨着。布夏尔先生却在说：“真是太奇妙了!”接着他们便津津有味地吃起烤鸡来。我给他们每人端来一碗水、一块餐巾洗手用，还有一瓶皮尔森啤酒，然后便去招待那两位要整只烤鸡的顾客。那两人简直有点等不急了。当我将热乎乎的烤鸡送到他们桌上时，他们急急忙忙地撕扯着、狼吞虎咽地吃着这鸡肉。我趁自己还记得清楚，便又回到两位诗人的桌旁，接着抱怨说：“我丈夫在《克列麦尔大钟楼》里演了一个穿皮大衣的小人物，大家都得穿着皮大衣演戏，但都要到演出前才穿上。
我丈夫倒好，在家里就穿上了皮大衣，下午就穿上了，就这么穿着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演《奥赛罗》时，他整个夏天便穿着那少年侍卫的服装，不仅在家里穿着，上饭馆时也穿着。那样子太难看了!一双罗圈腿，喝得醉醺醺的，脸拉得老长，如今还像个妓女似的头上顶着一脑袋浅颜色的假发，那假发大．得跟一顶羊皮帽子似的。，他下午就化上妆、抹上了脸蛋，那样子太难看了。他在《三名火枪手》中又演了一个什么会飞的小丑，也是上午就穿上那身衣服不肯脱下来，甚至恨不得穿着那身衣服回家，给我在利本尼丢脸。有一次他的胳膊脱骱了，你们以为他就病休了?没有的事!像足球运动员那样让人家做了个封闭，接着演。演出《克列麦尔大钟楼》时他总穿着皮大衣，剧院里很热，他不管是换景搬家具、道具都穿着它，弄得满身大汗淋漓，在这剧演出时他撑着那面大红旗，甚至连旗带人倒下了，摔在囚犯们身上，我丈夫则晕倒在那面红旗下面。他们还得想法让他苏醒过来，因为他发着烧。”我一边说一边用餐巾擦拭掉在桌上的碎渣儿，拿起胡椒小罐、牙签瓶儿，把诗人们这张桌子擦得干干净净。希夏尔先生过一会儿就感叹一句：“真是太奇妙了!”可是科拉什先生的表情却越来越严肃，等他认真地洗过手，擦干之后说：“艾丽什卡太太，他多大岁数了?您转告他，问他多大岁数了!在这种年龄，四十七岁了，在外面却连一本书也没有。一大批作家在他这年龄都已经死掉了!您转告他，让徽号旗盖住了贵族议事厅虽然美，让红旗压在他身上，他晕了过去这虽然壮观，在酒馆里跟顾客们神侃《恶鹿》的故事，大吼一声：‘啪!这里有只死鹿!’这当然过瘾，但这一切把写作都耽误了!您转告他，更好地表达自己意思的人，才是最优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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