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像只猫一样小心地伸了一下手，床头的灯就灭了。寂静的黑暗!但从窗户缝里有几丝微弱的光线渗进来，我知道。我已经看不到家具了，它们摆脱了我的视线，静静地进入了自己的世界，就好像在说没有我它们也能一动不动地呆在原地了，但我了解你们：你们就在那儿，家具，你们就在那儿，就在我旁边，像是我感觉到了你们。偶尔有谁发出吱呀声，我认得这个声音，它并不陌生，我也想发出点什么声音。我想：我们所身处的这个被称为空间的东西是多么奇怪啊!表嘀嗒嘀嗒地响着，把它割裂了开来。坚决又执着。一个念头，接着是另一个念头。然后就到了早上，他们来了。你好，你好!我睡着了，又醒了，时间过去了，我睡得很好。他们来了，老夫人，他们来了!在我等的时候又听到了一列火车的汽笛声。去哪儿?再见!去哪儿，法蒂玛，去哪儿?我们要走了，妈妈，他们禁止我们待在伊斯坦布尔。你的那些戒指拿了吗?拿了!缝纫机呢?也带了。你的钻石、珍珠呢?你的一生当中会需要它们的，法蒂玛。你可得快点回来呀!别哭了，妈妈。箱子、行李正在装上火车。我还没能生下一个孩子，我们就要上路了，我要和我的丈夫一起被流放到远方，谁知道会被流放到哪个国家，我们上火车了，你们望着我们，我挥了挥手，再见了，爸爸，再见了，妈妈，你们看，我走了，要去远方了。
“好的，”水果店老板说，“你们想要什么？”
“民族主义青年举办一个晚会，”穆斯塔法说，“我们在发邀请。”
我从包里拿出了邀请函。
“我从不去这种地方，”店老板说，“我没时间。”
“也就是说你不愿意买一两张来帮助民族主义青年吗？”穆斯塔法问道。
“我上个星期刚买过。”店老板说。
“你是从我们这儿买的吗？”穆斯塔法问道，“我们上个星期还不在这儿呢！”
“但如果你帮助了共产主义分子，那就另说了！”塞尔达尔说。
“不，”店老板说，“他们从不到这儿来。”
“为什么不来呢？”塞尔达尔问道，“是因为他们不想吗？”
“我不知道，”店老板说，“你们放过我吧。我不关心这种事情。”
“我来告诉你他们为什么不来这儿吧，大叔，”塞尔达尔说，“他们不来这儿是因为他们怕我们。如果没有我们，共产主义分子们也会像在图兹拉一样在这儿进行勒索的。”
“真主保佑！”
“是呀!你知道他们在图兹拉对国民都做了些什么的，对吗?据说他们先掀翻了陈列柜……”
我转身看了看他家的陈列柜，有一块干净、宽大、闪闪发光的玻璃。
“后来在他们还是不给的情况下他们又做了些什么，还要我说吗？”塞尔达尔说道。
我想到了坟场，如果共产主义分子们总是这么干的话，那俄罗斯应该满是坟场了。店老板最后大概也明白了——他一手叉着腰，涨红了脸看着我们。
“好了，大叔，”穆斯塔法说，“我们没时间。你要多少钱的？”
我拿出票来给他看。
“他会买十张的，”塞尔达尔说。
“我上个星期刚买的，”店老板说。
“那好吧，行啊！”塞尔达尔说，“伙计们，我们别浪费时间了。也就是说整个市场里就只有这一家，只有这一家不怕卸玻璃框……那我们就别忘了。哈桑，把这儿的门牌号记下来吧……”
我走了出去，看了看门框上边的号码，又走了进来。店老板的脸更红了。
“好吧，大叔，别生气，”穆斯塔法说，“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不尊重你。你的年纪和我们的祖辈一样了，我们不是共产主义分子。”他又转向我说，“这次给五张就够了。”
我拿了出来，递过去了五张票。店老板伸出了手，像是拿一样令人恶心的东西似的抓住了边。然后，认认真真地看起了邀请函上的字。
“我们还可以给发票，你要吗？”塞尔达尔问。
我也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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