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呀！”我说道，“别让你爸爸难过。”
他走了。我拿起瓶子，去了纳兹米的铺子。一个顾客都没有，但纳兹米却很忙。他正在一个本子上写着什么。后来他看看我，我们聊了一会儿。
他问起了他们。我说他们都很好。法鲁克先生吗?我为什么要说他喝酒的事情呢，他本来就知道，他每天晚上都过来，买了一瓶又一瓶。其他人呢?他们也都长大了。我看见那个姑娘了，他说道，她叫什么名字来着?倪尔君。她早上的时候会来买报纸。她长大了。是的，她长大了。另一个才是真的长大了，我说道。是的，那个，麦廷。他也看见他了，讲了他是怎么看见他的。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聊天和友谊。我们彼此讲述着我们所知道的事情，我喜欢这样，全部都是些词语和句子，我知道很空洞，但我还是这样打发打发时间，心情变得愉快起来。他把东西都称过包好了。我说你把账写在一张纸上吧。然后我回家抄在本子上，月末的时候，冬天则是两三个月一次，把开支一块儿拿给法鲁克先生看。法鲁克先生，这是账单，我会说，那是多少多少，这是多少多少，您看看这账有没有什么差错。他从来不看。好的，雷吉普，谢谢你，他会说，这是家里的开支费用，这个是你的工资，他从钱包里拿出潮潮的、皱巴巴的钱递给我，那钱带着一股皮革味儿。我会接过来，数都不数就放进兜里，我会谢谢他，想马上说点别的事情。
纳兹米把账目写在一张纸上给了我，我付了钱。我走出铺子的时候他突然说道：
“不是有一个叫拉西姆的人吗，”
“卖鱼的拉西姆。”
“对，”他说道，“听说昨天死了。”
他看着我，我什么都没说。我拿起了找回的零钱、网兜和包。
“据说是死于心脏病，”他说道，“后天中午他的儿子们一回来就要安葬他了。”
就是这个样子，一切都离我们的话语很遥远。
我到盖布泽的时候已经九点半了，大街上都热起来了，早晨的凉爽也都无影无踪了。我马上走进了县政府，写了一份申请并签上了名字。一个职员看都没看就给编了号，我马上想像到一位历史学家三百年后从废墟里找到这份申请，想从中找出什么含义来。史学研究是一项令人高兴的工作。
我想它虽然是项令人高兴的工作，但也是需要耐心的一项工作。这样一来，我为自己的耐心而感到骄傲，就自信满满地开始工作了。两家小店的老板在扭打过程中双双丧命的案子马上引起了我的注意。人们为两个打斗者做了礼拜，把他们安葬了，事情都过去很久了，两位死者的家属还一直在法庭上相互控告对方。目击者们详细地讲述了伊斯兰教历998年5月17日那天两人在市场中央是怎样手持匕首刺死对方的。因为今天早上我把那本能把伊斯兰教历转换成公元纪年的册子带在了身上，就打开来查看了一下。是1590年3月24日!也就是说事情发生在冬天。但在抄写的时候在我眼前浮现的一直都是一个骄阳似火的夏日。也许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三月天吧。接下来我看到了一份笔录，是关于一个买主要把自己花六千银币买来的一个脚上有伤疤的阿拉伯奴隶退还给卖主的故事。买主愤愤不平地让人清楚地记录下了自己如何被卖主的话欺骗以及奴隶的伤口是多么的深。然后我看到了有关一位遭伊斯坦布尔人反对的发迹地主的一份记录，从另一份法庭记录还可以了解到这个人二十年前在码头当巡更的时候曾因犯法而受过审判。我努力想从诏书里找出这个叫布达克的人在盖布泽都干过什么勾当。我好像已经不再追踪瘟疫而开始追踪他了。我大概弄明白了这些：有一次他把一块并不存在的土地登记在册，表明它确实存在，在自己掏腰包为这块土地支付了两年土地税之后，他用这块地换了一个葡萄园，然后给那块并不存在的土地的新主人使了个绊子，从而彻底摆脱了这件事。或者说我主观上套在布达克头上的这个故事，并没有被法庭记录所推翻。我费了不少心思来编这个故事，而这故事中的有些情节从这些记录中得到了证实。看到我编的故事还从别的记录中得到了证实，我非常高兴。布达克开始用从葡萄园里收获来的葡萄在另一个人的牲口棚里酿制葡萄酒，也偷偷地开始着手从事葡萄酒的买卖。他在买卖中雇的一些人在法庭上控告了他，对此，他在法庭上比他们更凶狠地对他们进行了攻击。接着，我了解到他让人在盖布泽建了一座小清真寺。这时候，我惊讶地回想起，历史老师那本提到盖布泽一些名流的书里面有几页讲的就是这个人以及那座清真寺。他印象中的布达克与我印象中的完全是两个样子：那本书里写的是一个值得尊敬、稳重、照片可以被收进高中历史课本的奥斯曼人，我印象中的布达克则是一个奸诈而又本领高强的骗子。我正想着我究竟能不能编出一个不和有关布达克的记录相矛盾、内容更丰富的新故事的时候，勒扎告诉我午间休息时间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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