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伦博士比尼达姆更聪明些。希拉里偶尔同他交谈了几句。他也是全神贯注于工作，非常满意于他的工作条件。但是，他那好奇的法国式的才智导致他猜测和考虑他现在所处的环境。
“这不是我所期望的，坦白地说，不是。”他有一天这么说，“这话在你我之间说，贝特顿夫人，我可以说我不喜欢监狱般的生活。但这确是监狱一般，尽管囚笼上厚厚地镀了一层金。”
“这里几乎没有您来寻求的自由？”
他瞧着她很快地苦笑一下。
“不对。”他说：“您错了。我其实并不是来寻求自由的。我是一个文明人。文明人明白：根本没有自由这玩意儿。只有那些年轻、没有完全开化的国家才把‘自由’写在它们的旗帜上。必须有一个安排得当的安全机构。文明的实质就是说生活方式应该适度，即中间道路。人们总是要回到中间道路上来的。不，我坦白对您说，我来这儿是为了钱。”
希拉里笑了，她的眉毛挑了起来。
“在这里，钱对您有什么好处？”
“可以付非常昂贵的实验室设备费用。”巴伦博士说，“我不必自己掏腰包，这样我可以为科学服务并且满足我个人的求知欲。我是一个热爱自己工作的人，但是我爱它不是为了造福于人类。我经常发现那些为人类工作的人有些呆头呆脑，工作起来也不能干。不，我所欣赏的兴趣是纯学术性的研究。此外，我离开法国前已经得到一笔巨款。这笔钱用另一个名字定期存在某银行。等所有这些工作结束后，我就可以对这笔钱随意使用了。”
“等所有这些工作结束后？”希拉里问道，“但是为什么要结束呢？”
“一个人应该有常识。”巴伦博士说，“没有任何东西是永久长存的。我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地方是一个疯子经营的。我告诉您，一个疯子可以有逻辑头脑。如果您有钱，有逻辑思维，并且也是个疯子，您可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功地渡过您的幻想世界。但是最后，”他耸耸肩说：“到后来一切都要毁灭。因为，您知道，这里进行的一切都是不合理的。凡是不合理的事情，最后总会有人来算账。在当前，”他又耸了耸肩说，“这里对我是最合适不过了。”
那个托基尔-埃里克森，希拉里曾以为他会幡然悔悟，但看来他对此地的气氛十分满意。他不像上述的法国人那样实用主义。他过着自己那种专心致志的生活。他的内心世界对希拉里来说是太生疏了，她根本不能理解。这种世界观对埃里克森产生了一种庄严的幸福感，使他沉醉于对数学的计算之中，并幻想了一连串无穷尽的可能性。此人性格上的古怪和粗暴使希拉里害怕。她认为，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在唯心主义的一念之差中，他宁可让四分之三的世界毁灭，留下四分之一来实现他头脑中想象出来的乌托邦。
希拉里同那位叫安迪-彼得斯的美国人谈得来。她想，可能因为彼得斯是个有才干的人，但不是天才。她从别人那里听到，他是他那一行中的第一流人物，一位谨慎而熟练的化学家，但不是这门科学的先驱。彼得斯同她一样，厌恶并且害怕这个地方的气氛。
“事实上我不知道我去的是什么地方。”他说，“我以为我知道，但是我错了。政党同这个地方没有关系。我们同莫斯科没有联系。这里是在单独演戏——可能是法西斯的戏。”
“您不认为您这样说是随便扣帽子？”希拉里说。
他对这个问题考虑了一下。
“可能您是对的，”他说，“说真的，我们随便乱说，毫无用处。但这点我可以肯定：我想离开这儿，并且我一定要设法离开此地。”
“不那么容易吧。”希拉里低声说。
这是他们晚饭后在屋顶花园的喷泉旁边进行的谈话。星光灿烂的夜晚，使他们感觉好像漫步在阿拉伯国家某一君主宫殿的花园里，混凝土的楼房已经消失在苍茫暮色中。
“不容易，”彼得斯说，“出去可不那么容易，但是没有不可能办到的事。”
“我很爱听您这么说，”希拉里说，“啊！我真爱听您这么说。”
他同情地看了看她，并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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