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感到沮丧了吧！”
“当然，但这不是我真正感到害怕的。”
“不是的？那么，是什么呢？”
“我害怕的是对现状安之若素。”希拉里说。
“是的，”他沉思地说，“是的，我懂得你的意思了。这里好像是在进行某种集体思想工作。我认为您害怕是有道理的。”
“依我看来，人们起来反抗更为自然。”希拉里说。
“是的，是的，我也这样想过。事实上我曾考虑过一两次这里是否在搞什么小小的鬼名堂。”
“鬼名堂？这是什么意思？”
“好吧，坦白地说，使用毒品。”
“您的意思是指某种麻醉品吗？”
“是的，您知道，有可能。放些什么在食品和饮料里。这点可以使人们导致……我怎么说呢……驯服？”
“有这样的麻醉品吗？”
“这个，这实际上不属于我的知识范围。有种药服下可以使人镇静。在动手术前可以使他们服服贴贴。至于有没有一种长期定量服用的药——同时又不影响工作效率……这我就不知道了。我现在更倾向于认为驯服的效果是通过思想工作而产生的。我的意思是，我认为这里有些组织人员和行政人员精通催眠术和心理学，并且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他们不断地向我们提供有关我们福利和如何达到我们最终目的（不管是什么目的）的建议，所有这些肯定会产生一定的效果。您知道，用这种办法可以干出不少名堂，特别是这些人很善于干这一套。”
“但是我们不能屈服！”希拉里生气地说，“我们一刻也不能认为在这里是件好事。”
“您丈夫是什么看法？”
“汤姆？我，啊……我不知道。这太难了。我……”她说到这就沉默了。
她不可能把她离奇的一生告诉现在正在和她谈话的男人。十天来她一直在和一个陌生的男人住在一套房子里。他们睡在一间卧室。夜里她睡不着时听到他在另一张床上的呼吸声。他们两个都接受了这种不可避免的安排。她是一个冒名顶替者，一个间谍，随时准备扮演一个角色，冒充另一个人。她对汤姆-贝特顿毫不了解。对她来说，贝特顿是个惊人的典型实例，说明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在这个令人神经衰弱的环境中度过了几个月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至少他不愿意老老实实接受他的命运。他不但没有兴趣干工作，而且她感到他对自己不能集中精力工作日益感到烦恼。有一两次他重复了他见到她的第一个晚上所讲的话。
“我不能思考问题。好像我的一切都枯竭了。”
是的，她这样想，像汤姆-贝特顿这样真正的天才最需要自由。对他来说，思想工作并不能弥补他丧失的自由。只有充分的自由，他才能进行创造性的工作。
她想，他是一个神经即将错乱的人。他对希拉里也是漠不关心。她对他不是一个女人，也不是一个朋友。她甚至怀疑他是否意识到并为他妻子的死亡感到痛苦。他脑子里经常想的是被囚禁这个问题。他一次又一次地说：
“我一定要离开这里。我一定！我一定！”
有时候他说：“我不知道。我没有想到这里是这个样子。我怎样能从这里出去？怎样出去？我必须出去了，我就是一定得出去！”
这同彼得斯曾经说的话实质上一样，但有很大的不同。彼得斯的话像是一个有为、义愤填膺、幻想破灭的人所说的，他自信要同他所在的这个地方的人斗智。而贝特顿的反抗像是一个处于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人，只是疯狂地想逃。希拉里突然这样想：也许她和彼得斯在这里呆上半年后也这样。也许一个人一开始充满强烈的反抗，并且对自己的才能有非常合理的自信。到后来却变得像陷阱里的老鼠那样绝望。
她希望她能向她身边的这个男人说出一切。要是她能这样说多好：“汤姆-贝特顿不是我的丈夫。我对他一无所知。我不了解他来这里以前的情况，所以我是蒙在鼓里。我不能帮助他，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办和说些什么。”但是，她却只能很谨慎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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