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那里边有很多共产党的活动，”维多利亚疑惑不定地说，“爱德华也有这种感觉——他要我看卡尔-马克思的书，然后等着瞧，看看会有什么反应。”
达金点了点头。
“很有意思。到目前为止，有什么反应吗？”
“没有，还没有什么反应。”
“赖斯波恩这个人怎么样？他是不是个冒牌的人物呢？”
“说实在的，我觉得他——”维多利亚的话音听起来显得疑惑不定。
“你知道，这个人我倒是挺担心的，”达金说，“因为他是个大人物。如果真有共产党策划什么阴谋——学生和年轻的革命分子没有多少机会能接触到总统。警察采取一些行动，便能防止他们从街上扔炸弹。但是，赖斯波恩可不一样。他的地位很高，一向大力从事公共慈善事业，固而享有盛名。他有可能跟去参观的显要人物直接接触，他也很可能会进行这种接触。我很想掌握这个人的情况。”
“是这样，”维多利亚自言自语地说，“一切都围绕着赖斯波恩。”几个星期以前跟爱德华在伦敦初次见面时，他就含含糊糊地说，这里的事情有些“可疑”，根源就在他的上司。而且，维多利亚突然得出结论，一定是发生过什么事儿，或是谁说过什么话，引起了爱德华的疑虑不安。因为，维多利亚相信，人的头脑就是这样工作的。一个人，如果产生了模模糊糊的怀疑或是不信任感，那绝不仅仅是预感——事实上，那总是由于某种原困引起的。如果现在能让爱德华好好回忆回忆，把引起他怀疑的事情回想起来，那就好了。若是他们两人一起回忆，一起商量，便可能使爱德华想起引起他怀疑的事情或者事件。维多利亚想道，她自己也得这样用心回忆回忆，当她走到蒂欧旅馆的阳台上，看到鲁波特-克罗夫顿。李爵士正在阳光下坐着的时候，使她感到吃惊的究竟是什么事情。当然，她本来以为，鲁波特爵士那时应该呆在大使馆里，而不是住在蒂欧旅馆里。不过，这种想法不会使她产生那么强烈的反应，认为他出现在蒂欧旅馆里是不大可能的事情。她要把那天上午发生的事情，从头至尾，一遍一遍地回忆回忆，还得催促爱德华，把他以前跟赖斯波恩博士接触的情况照样回忆回忆。下次跟他单独会面时，一定要叮嘱他。可是，要单独和他会面，并不那么容易。就从目前来说吧，他到波斯去了一段时间，现在刚刚回来。在橄揽枝协会里，进行个别交谈是根本不可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口号（“对你怀着故意的人的耳朵正竖着听你讲话”）好象已经写得满墙皆是。在她赁居的那所亚美尼亚人住宅里，情况也是如此，私下交谈绝对没有可能。说实在的，维多利亚想道，尽管能见到爱德华，可是，就这一点来说，如果本来就呆在伦敦，没有到巴格达来，也跟这没有什么区别！
不过，这种说法并不那么正确。这一点，不久就得到了证实。
爱德华拿着一些手稿来找她，说道：
“维多利亚，赖斯波恩博士希望你能马上把这些材料打出来。特别要注意第二页，那一页上有些很难认的阿拉伯名字。”
维多利亚叹了一口气，拿起一张纸来夹到打字机上，象往常一样，匆匆忙忙地打了起来。赖斯波恩博士的笔迹不难辨认，维多利亚庆幸自己这次没出那么多错儿。她把已打完的第一页稿纸放在一边，开始打第二页。这时，她立刻意识到，爱德华要她特别注意第二页的用意所在。原来，第二页的顶端上用曲别针别着一张很小的便条，上面是爱德华的笔迹：
明天上午十一点左右到外边散散步，沿着底格里斯河到麦莱克-阿里王官那边走走。
第二夭是星则五，星期五是他们的休息日。维多利亚此时的情绪象温度计里的水银柱一样，直线上升。她打算穿上那件碧绿颜色的套头毛衣，还想洗洗头发。她住的那所房子里，人们交往的礼节过于繁褥，因而她很少有机会自己洗头发。“可是，又的确需要洗了，”她不由自主地说出声来。
“你说什么？”凯瑟琳带着怀疑的神情抬起头来问道。她的桌子就在旁边，这时，她正在整理一堆通知单和信封。
维多利亚一边很快把爱德华的便条撕成碎片，一边轻声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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