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查阅王老师“鹤铁五部作”的过程中，我不仅读了他的其他侠情小说，而且知道他还写过许多社会言情小说。我想，研读这些社会言情小说，一定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他的思想和创作。李老师告诉我，王老师的主要作品几乎全都写于青岛，她已多年未回青岛，很想去一次。
于是，我决定带五名研究生前往青岛查阅原始资料，并在那里和李老师相会。
五月的青岛气候宜人，风光秀美。我们无暇领略海滨景色，一头钻进市档案馆，查阅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九年以《青岛新民报》为主的有关报章。时间紧迫，旧报虽残缺不全，数量仍极庞大。于是决定每人负责一段，通检每天的报纸，重点阅读所载王老师的社会言情小说；回校后以请故事“接龙”的方式录成音带，再据录音整理出每部小说的情节内容。
档案馆不对外辨公时，我们就访问李老师和其他知情人。李老师向我们介绍了王老师孤苦而坎坷的一生经历-详见拙著《侠的踪迹——中国武侠小说史论》第一二七至一三O页。当她谈到王老师很喜欢纳兰性德的《饮水词》时，我仿佛又发现了一条接近王老师情感世界的捷径。纳兰性德虽为清初满族贵要-王老师则出身于贫困旗人家庭-，他的词却以哀怨骚屑著称，其边塞词则于金戈铁马中弥漫看苍凉清想的情调。这也正是贯穿于王老师侠情小说的情感色调。三十年代，王老师颠沛流离于晋豫陕甘，贫困的生活、孤傲的性格、内向的心态，与苍茫的黄土高原景色交相融汇，强化了他自幼即已形成的纳兰性德式的审美情趣。这种审美情趣与其小说创作的性格——心理悲剧构思互补互渗，就辐射为作品中不断涌现、不断叠加的悲凉而孤寂的情调了。
我们在青岛收集到王老师六部社会言情小说的资料一后来李老师还寄来几种复印件，我又在天津一家区级图书馆发现了几种，这些作品多写现代青年的爱情悲剧。在通俗文学史上，早期言情小说所表现的是伦理悲剧即“父与子”的冲突所造成的悲剧，而在王老师的社会言情小说里，这一冲突已退居次要地位，他所著力展示的是“物”与“人”的冲突所壤成的悲剧，也就是金钱对人性和爱情的摧残、腐蚀。他的这些作品不仅在通俗文学史上标志看言情小说的一个新时代，而且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也是认同的。这些作品中往往都出现带有侠气的人物，但是他们的侠义行为比王老师侠情小说里的主人公受著更大的限制。这里反映著作者对现代生活的清醒认识。
黑格尔说过，如果说古代英雄可以“根据自己性格的独立自足性”去“承担和完成自己的一切事务”，那么这种独立自足性在现代则被破坏无余了，因为在现代人“后面的那种市民社会秩序有不可动摇的威力，对这种威力他们简直无法抵抗”。王老师在一部社会小说中也曾以-谝蝗顺瞥雒嬉槁鄣溃合辣暇挂丫成为被“时代所扬弃的可怜的历史人物”了。也就是说，作为生活在现代的作家，他不仅在理性上深知侠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再复返，而且深知侠即使在“英雄时代”也具有不可克服的局限性。这种清醒的认识，正是其侠情小说里的“非英雄”倾向的根源，也是促使他以批判的、写实主义的态度，写出一系列社会言情小说的动因。但是，社会言情小说并不足以充分宣泄他都因“屡经坎坷，备尝世味”而积郁在胸的满腔愤懑，也不足以寄托他对理想的执著追求，于是他就把这些倾注进自己的侠情小说，因为武侠小说在本质上是浪漫主义的。所以，从创作思维的结构系统考察，他的社会言情小说是其侠情小说的基础；从作品与现实的关系考察，他的社会言情小说是对现实的明喻，其侠情小说则是对现实的隐喻-这里所说的“现实”是广义的，包括作者的思想情感-获得上述基本认识后，我对王老师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就有了明确的认识。
中国现代的通俗小说和五四新文学有所不同，它基本遵循的是出古代“说话”而形成的中国小说艺术传统-五四新文学则基本遵循西方艺术传统。五四新文学运动展开之后，曾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必须指出，有的资料曾称王老师为鸳鸯派，这是不够科学的，因为王老师与该派并无联系-，它在批判鸳蝴派思想之陈腐的同时，也否定了中国的小说传统及其现实的生命力，这反映著五四运动偏激的一面。尽管从三十年代关于“大众化”的讨论开始，新文学阵营的有识之士对本国艺术传统和通俗文学的看法逐渐有了转变，但对鸳蝴派的总体否定却延续到一九四九年之后。直到八十年代初，现代文学教科书里除对鸳蝴派的否定之外，还是没有现代通俗文学的任何地位。这种“左”的观点影响之深，以至王老师生前对自己的通俗文学创作经历，七一直持自我否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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