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以前，育楠写过两篇报告文学，题为《文坛悲士宫白羽》、《一个小说家的悲剧》。两个“悲”字和这个“泪”字，都用得好，既反映了作者对先父一生的同情和惋惜，以及对先父艺术才华的欣赏，也反映了先父八年间（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九年，其间中断四年写作）撰写数十部近千万言武侠小说的矛盾心境。
先父白羽一九三九年在自传《话柄》的自序中说：“一个人所已经做或正在做的事，未必就是他愿意做的事，这就是环境与饭碗联合起来，逼迫我写了些无聊文字。而这些无聊文字竟能出版，竟有了销场，这是今日华北文坛的耻辱，我……可不负责。”这是先父生前的真心话。
先父白羽在“五四”前后，投身文学事业。二十年代初多次亲聆鲁迅先生的教诲，白羽的许多创作和译文，得到鲁迅先生巨笔的精心润色，并向报刊推荐。可惜这类珍贵资料，我现在手头上仅残存一篇了，这就是先父以竹心署名、根据英译本翻译的俄国文学大师契诃夫的《坏孩子》，鲁迅先生又据德文本校正，推荐发表在北京《晨报》副刊（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先父本来可以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一员，但旧社会夺去了他的艺术生命。二十年代，他是在饥寒、冷眼中挣扎的十年；三十年代，他是在忙累、打击中奋斗的十年。在这二十年间，他总算写过许多同情劳苦大众、揭露社会黑暗面的创作，也写过大量宣传抗日救国的杂文。到了三十年代末，日寇侵占天津，他不得不写武侠小说糊口。
早在我国新文学运动初兴的时代，一些文学批评家曾对武侠、言情小说掀起一阵批评运动。先父少年时很爱看侠义小说，青年时却也写过杂文指责侠义小说对青少年的毒害。到了三十年代中期，先父却想借用读者喜爱的这种文学形式，宣传抗日救国，并在报刊上发表了一部历史武侠小说《黄花劫》（署名杏呆）。这部小说当时影响很小，也可以说写作没有成功，早被人们忘却了。
到了三十年代，先父携眷由乡下重返天津谋生。自命具有五种谋生手段的宫竹心（先父真姓名），到此时际，却有四种本领无所施展。做机关小吏、编报采访、写杂文，就等于当汉奸，先父不想干。想教书，学校大都停办。只剩下一种谋生手段写小说；又被报社文艺编辑套了一个小小的紧箍只准写不要历史背景的纯武侠小说。为了吃饭，先父只得束手就擒，开始从事不愿做而又只得做的武侠小说写作生涯。这总比当汉奸强。先父本是一介书生，对武术是一窍不通，甚至连切菜刀也没拿过（这一点也不夸大，先父从未操过家务）；怎么办呢？当时已写过武林技击小说、自称会武功的郑证因老伯，也苦于没饭吃，两位落拓文人便搭手写起长篇武侠小说《十二金钱镖(458)》来了。
武侠小说的当代研究者，包括台湾的叶洪生先生诸专家，都认为：先父写武侠小说，得助于郑证因先生、张玉峰武师，郑先生是精于武功的。其实不然，郑先生也只是“纸上谈兵”的武术家。郑先生寄寓我家多年，我从来没见他练过一招一式（郑先生离我家时，我已经是中学生了）。据敝友王慰曾先生最近采访郑先生在天津的亲属（如郑连增等），其亲属也说，家中只有为数很少的几本拳谱剑谱而已。先父结识张玉峰老武师甚晚，那是在先父写武侠小说成名之后，张武师才慕名而来，请先父为之写传（即先父撰写之《子午鸳鸯钺》）。可惜此书出版后，张武师未再光临寒舍，很可能已不在人世了。先父生前总以此为一憾事）。当此时，先父已熟知写作武打之套数，也成了“纸上谈兵”的大侠，并未再向张武师请教武功。这是插入的一段题外话。
一九三八年初，先父亲自把题为《豹爪青锋》的长篇武侠小说的前两章，送到报社。报社文艺编辑大概认为这个书名纯文学味太浓，大笔轻轻一挥，改做《十二金钱镖(458)》。细心的叶洪生先生发现了《十二金钱镖(458)》初版版本有豹爪青锋的副题，来由即是如此。
先父回到家中，很感慨了一番，大骂文艺编辑的无知、庸俗，对家人说：“我不能丢姓宫的脸，写《十二金钱镖(458)》的，姓白名羽，与我宫竹心无关；白羽就是轻轻一根羽毛，随风飘动。”牢骚是发作了，却只能在家中大喊大叫；署名权属于自己，书名《十二金钱镖(458)》，仍得听命于编辑。
先父铺设了《十二金钱镖(458)》全书的结构，开了头，请郑证因先生修改第二、三章的武打场面。但报纸每日连载不久，郑先生另有高就，留下几本拳谱剑谱，辞先父而去。（约半年后，郑先生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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