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讲了这么多，无非是要大家明确两个观念，那就是改革和开放。中华民族之所以这样壮大，靠的就是改革和开放。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内部要积极进行改革，努力克服困难，改革成功了，我们的民族就会中兴。同时我们还要对外开放，这点更为重要，因为中国人有自信心，我们自信自己的民族很强大，外来的武力或外来的文化我们都不害怕。
另有一个重要观念，今天没有时间详谈。我认为过去的历史家都说蛮夷戎狄、五胡乱华、蒙古人、满洲人侵略中华，大好山河沦亡于异族等等，这个观念要改一改。我想写几篇历史文章，说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只是少数派执政，谈不上中华亡于异族，只是“轮流做庄”。满洲人建立清朝执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这些观念我在小说中发挥得很多。希望将来写成学术性文字。
上面我讲到的那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初期写《历史研究》这部大著作的时候，并没有非常重视中国。到他快去世的时候，他得出一个结论∶世界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结合。他认为西方文明的优点在于不断地发明、创造、追求、向外扩张，是"动”的文化。中国文明的优点在于和平，就好象长城，处于守势，稳、调和，是“静”的文化。现在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地球就这样大了，无止境地追求、扩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今后只能接受中国的哲学，要平衡、要和谐，民族与民族之间要相互协作，避免战争。由于科学的发展，核武器的出现，今后的世界大战将不可思议。一些疯狂的人也许执意要打核战争，殊不知道这种战争的结局将是人类的同归于尽。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我所接触到的西方学者目前对打核战争都不太担心，他们最担心的是三个问题∶第一是自然资源不断地被浪费；第二是环境污渠；第三是人口爆炸。这三个问题将关系到人类的前途。所以，现在许多西方人把希望寄托于中国，他们希望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哲学。他们认为中国的平衡、和谐、团结的哲学思想、心理状态可能是解决整个人类问题的关健。
最近牛津有一个十分盛大的宴会，伦敦《泰晤士报》前总编辑李斯．莫格勋爵也参加了，他曾谈到，十九世纪世界的经济中心在伦敦，二十世纪初转到了纽约，到了战后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则转到了东京，而二十一世纪肯定要转到中国。至于这个中心是中国的北京还是上海。依我看，在北京或在上海都不是问题，只要是在中国就很好。
□原载《明报月刊》1994年12月号
某夜，在闲谈中，一位朋友忽然问我：“古今中外，你最佩服的人是准？”我冲口而出的答复：“古人是范蠡，今人是吴清源。”
这不是考虑到各种因素而作的全面性客观评价，纯粹是出于个人的喜好，以大智大慧而论，我最敬仰的自然是释迦牟尼；以人情通达而论则最佩服老子；文学与历史著作中我最喜欢司马光的《资本通鉴》。当时所以说范蠡和吴清源，是因为我自幼就对这两人感到一份亲切。我曾将范蠢作为主角而写在《越女剑》的一个短篇小说中。至于吴清源先生，自然是由于我喜爱围棋，因而对他不世出的天才充满景仰之情。
围棋是中国发明的，近数百年来盛于日本。但在两千年的中日围棋史上，恐怕没有第二位棋士足与吴清源先生并肩。这不但由于他的天才，更由于他将这向以争胜负为唯一目标的艺术，提高到了极高的人生境界，吴先生在围棋艺术中提出了“调和”的理论，以棋风锋锐犀利见称的坂田荣男先生也对之一再称誉，认为不可企及。吴先生的“调和论”主张在棋局中取得平衡，包含了深厚的儒家哲学和精湛的道家思想，吴先生后期的奕棋不再以胜负为务，而寻求在每一局中有所创造，在艺术上有新的开拓。放眼今日中日棋坛，能有这样胸襟的人可说绝无仅有，或者武宫和大竹两位略有近似之处吧，但说到天才，却又远远不及了。
佛家禅宗教人修为当持“平常心”。吴先生在奕艺中也教人持“平常心”。到了这境界，奕棋非但不是小道，而是心灵修为的大道了。吴先生爱读“易经”、“中庸”，在宗教上信奉各教殊途同归的红□教。他的奕艺，有哲学思想和悟道作背景，所以是一代的大宗师，而不仅仅是二十年中无敌于天下的大高手。大高手时见，大宗师却千百年而不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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