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需要务实,人民大众夺得了政权就更需要务实,需要做许多实在的、琐细的、缺乏浪漫主义色彩的事。人类的第一位的实践活动是生产,而生产是务实的。需要认识客观规律、服从客观规律,否则,我们就只能生活在淹没一切的空谈中,我们的社会就会停滞不前乃至毁灭于空谈之中。没有比用关于理想的夸夸其谈来败坏理想的声誉乃至埋葬理想更令人痛心的了。
人类也需要理想,需要在热烈地拥抱今天的同时看到、想到明天,需要对未来有所希冀、有所企盼,需要用理想来鼓舞自己、推动自己、提高自己的精神品位至少是安慰自己。否则,只剩下了“爬行的现实主义”,人们的生活将是多么乏味、多么可怜呀。
比较起来,经济生活更需要务实,而文化生活,也就是说人们的精神生活则更多一点理想色彩。我们常常说的“两张皮”状态的出现,除了工作上不协调的原因以外,这方面的各有侧重,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当前,我们的文化生活当然不能干扰、妨碍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但这并不是一切。文化是一个更加广泛和变动周期相对来说要长得多的范畴。我们的文化生活不但要给经济建设以促进也要给予补充和某种匡正。人们当然关心自己的利益,而且说到底理想无非是更长远、更巨大、更有涵盖性的利益。但人们的精神生活所需要的又不仅仅是物质利益,人们关心于自身的不仅仅有务实的方面,人们还需要温馨、友谊、激情、想象、智慧与道德的崇高的或纯洁的或美妙的火焰,人们的精神需要满足起来并不比物质需要简单。人们需要理想主义的光辉却不要理想主义的偏执与狂妄自大。单纯的务实易于通向平庸,而人的素质越高就越难以忍受平庸,单纯的理想易于通向“假大空”的自欺欺人。通向天堂的理想实际上却把人们引向了泥沼,“假大空”的结果反而使人们倒向另一个片面——怀疑一切与犬儒主义。我们不是没有这种浪漫而痛苦的经验。
我们的文化正在经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洗礼、激励、冲击和考验。理想主义的色彩会有所削弱;而消费的色彩,消遣消闲的色彩,文化享受的色彩会有所增长。这是理所当然的却又是不无遗憾的。历史每前进一步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虽然付出了代价我们仍然欢呼历史的前进。我们尝够了人为地保持昨天的理想主义和斗争气氛的苦头,我们已经积累了经验。任何理想在付诸实现的时候都会有所变动、有所折扣乃至使空想家与书呆子觉得走了样而愤愤不平。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有价值的理想不会不倾听实践的呼声、接受实践的校正。只有务实地去实现那能够实现的,准备那今天还不能实现但明天有可能实现的,起码暂时不去为那明天也未必能够实现的而伤神闹事,才能永葆理想的青春生命力,才能在继承过往的理想主义传统的同时发展与创造新的理想主义精神:一种充分尊重现实和讲求实效的、给人民不断带来实惠与新的希望的理想——务实主义。我们的务实精神正在日益发扬并带来日新月异的现实的发展。我们的理想正在不断变为现实而又在这一实践过程中修正完善和发展自己。我们的理想和务实都正在迈进一个新的时期、新的阶段。这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请允许我用半通不通的数学方式再谈谈低调原则。
据说当年周总理有一个说法,他要求外事干部在涉外活动中饮酒只饮自己酒量的三分之一,我们姑称之为“三分之一律”。这说明,有一类事情,做满了,百分之百了,是有危险的。必须留有余地,而且是很大的余地。不是一切事情都要全力以赴、志在必得的,恰恰有些事只能三分力以赴,志在不得。前面在讲到人际纠纷的时候我也说过了,在这些纠纷问题上,偶一反击的话,也最多只发三分力。在为个人争点什么利益上,在自己的成果受到多少肯定的评价方面,在发布自身的计划、成就和自我评价上,在一些相对鸡毛蒜皮的问题上,在动用自己的影响和权力方面,多数情况下,也应该是以三当十,十分本钱用到三分,适可而止,不可声嘶力竭,不可努筋拔力,不可捶胸顿足,更不可连蒙带唬,超支透支,空头支票。而有的人,有了屁大一点成绩或者芝麻大一点职位,就疯狂张扬,发烧到极点,不可一世,闹得偌大一个中国装不下他,叫作竟然把十分本钱当作一千分来用,暴露了自己小人得志的可悲与可笑,不久碰壁,又是急火攻心,痛不欲生。这叫人家说什么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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