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只好捏着鼻子说，一边说一边想到了一些事。
诚然，现在来谈名人标准是尴尬的，有人说去年国内最大的名人是凤姐，芙蓉姐的知名度也依然保持强劲的上升势头。这是个喧嚣的时代，鱼龙混杂，传统的伦理道德、是非标准和审美态度，遭遇了也许是空前的挑战和侵蚀，人们内心因之而产生的混乱可能也是空前的。我个人并不喜欢这种状态，因为我总的说是个偏笨、偏静的人，这种喧嚣让我有点失措、茫然。同时我也相信，这是我们社会往前走必然要经历的，风和雨、云和日总是共生的，你可以不喜欢它，但必须接受。
时代在变。谢有顺在一次文学座谈会上谈到，这个时代重变道，人们心里有太多破坏的欲望，而少了坚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他认为——我也一直这么认为——人类的精神应该是有常道的，就像数学上有常数一样，有些东西，比如我们对友爱、仁慈、责任、善良、孝道等品质的向往和传承是不能变的，变了人世就会失去基本的坐标和底线，乱了套，就像航船失去了罗盘，蝙蝠切除了声呐，堪堪有舟覆人亡，直撞南墙之虞。没有常道的人生，我们无法对我们的行为作出肯定。没有肯定，否定又如何会有力量？没有常道，一味地崇尚变道，变来变去，变天变地，把人世变得黑白不分、云泥无别、真假难辨，我又如何去与一只绿头苍蝇作区分呢？
时下，各地都在搞什么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类事，搭名人的台可能是最省事的。于是古代当代，各式各样的名人堂应运而生。罗列名人的标准主要是“有名”，为什么“名”是次要的，潘金莲、汪精卫、李莲英，等等，等等，都榜上有名，甚至堂皇地建了祠牌。这就偏离了常道，是见利忘义了。我觉得，我们推举名人还是应该遵守常道，张扬那些对时代文明进步、对他人的健康幸福做出卓越成绩和贡献的人，张扬他们在传播友爱和责任人生、理想人生的过程中所拥有的崇高美好的精神。这个时代过分重视金钱和成功者的魅力，其实失败者也有失败者的魅力。远的不说，就说我的同行史铁生，据说他的作品现在市场宽容度很小，只有万把册的销量，在市场面前他可以说是个失败者。但我喜欢他，我像读经书一样的读他的每一篇新作，他的思索，他文字的魅力，给我的滋养，远在那些“成功者”之上。
以我看，以成败论英雄已经是一个错，现在人爱以金钱的多少来论成败，就是错上加错了。
2010年7月28日
曾听一位青年朋友聊及一件网络上的小事。这位青年身材十分好，身高一米八二，体重七十五公斤，宽肩窄臀，典型的“倒三角”，美男子。一次论坛上有人问起他仪表，他实话实说，结果疑者有之，骂者有之。他不作辩解，那些人自当他心虚，赠他一个“火车推手”的绰号，就是吹牛大王的意思。从此，他常被人围攻、嘲笑、谩骂。后来他换了马甲，发帖说自己只有一米六○，自嘲为武大郎，之前攻击他的人纷纷变作慈眉善目之敦友，旁征博引地安慰他，鼓励他，仿佛他离拿破仑只剩一步之遥。
这事微小，一点日常的谈资而已，但那天不知为何，却令我生出感慨。我的新作《风语》在《人民文学》连载时，李敬泽在卷首语中写到：长期以来，文学力图回到人，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不由自主地简化和贬低了人，我们不惮于想象人的弱，却不敢想象人的强。何止是文学，我们如此之民生源远流长。战国末期，魏臣须贾嫉妒同僚范雎的雄才大略，诬告他暗通齐国，权相魏齐不由范氏分辨，揍他个半死，丢在厕所里，与蛆蝇同居。范雎不甘，九死一生潜逃到秦国，以“远交近攻”之策赢得秦王赏识，一路做到丞相。不久，强秦伐魏，势在必然，须贾衔命出访秦国求和。范雎着一身破衣，沦在街头，与之相见，谎称在秦状如丧家犬，流浪为生，牛马不如。须贾见他落魄至此，衣不裹体，寒风中瑟瑟发抖，动起恻隐心，买一件茧绸大褂相赠，还请他饱食一餐。范雎由此饶了他性命。
同是须贾，判若两人，前者因嫉妒行恶，后者因同情行善。类似人事在我国史海里不胜枚举，在生活中也是屡见不鲜。于是，伪装的谦卑者大行其道，只因国人大有“难容人之强，擅纳人之弱”之德行。有人称，须贾赠衣送饭说明其内心有善良的一面——范雎因此饶他小命一条，或许也是这么想的。但在我看，此善乃伪善，是见人落魄后的得意派生的乐善好施，说到底是“见不得人好”的反面反映。你优秀时被他当做威胁铲除，你寥落时才争得他一点怜悯施舍。要我说来，这种同情比落井下石还龌龊，它有欺骗性，具有更隐秘的杀伤力。有时候落井下石确实卑鄙可恶，但至少贯彻始终，不为所动，有种深思熟虑之后的理性坚持；但扳强扶弱，表面上看起来有平衡利益的作用，其实是赤裸裸的权术，其本质和欺善怕恶如出一辙，可恶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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