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指出上帝“死了”这一事实，与在上帝无比强大的时候宣告上帝并不存在，甚或以思想武器“行刺”上帝，是意义决然不同的。尼采并没有遭到宗教法庭的任何敌视或判决，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二者的截然不同。
上帝是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自然“老”死的。
关于尼采的断想
好在尼采的著述并非多么地浩瀚。任何人只要想读，几天就可以读完。十天内细读两遍也不成问题。他的理论也不是多么晦涩玄奥的那一种。与他以前的一般哲学家们的哲学著述相比，理解起来绝不吃力。对于他深恶痛绝些什么，主张什么，一读之下，便不难明了七八分的。
我还是比较能接受尼采是近代世界哲学史上的一位哲学家这一说法的。但——他对“哲学”二字并无什么切实的贡献。这样的哲学家全世界很多。名字聒耳的不是最好的。
尼采自诩是一位“悲剧哲学家”。
他在他的自传《看，这个人》中声称，“我是第一个悲剧哲学家”。大有前无古人的意思。
这我也一并接受。尽管我对“悲剧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好比已承认一个人是演员，至于他声称自己是本色演员还是性格演员，对我则不怎么重要了。
在中国知识界第一次提到尼采之名的是梁启超，而且是与马克思之名同时第一次提到的。这是1902年，尼采死后第二年的事。
梁氏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尼采的个人主义，是当时德国“最占势力的两大思想”。
再二年后，王国维在《叔本华和尼采》一文中，亦对尼采倍加推崇，所予颂词，令人肃然。如，“以强烈之意见而辅之以极伟大之智力，高瞻远瞩于精神界。”并讴歌尼采的“工作”在于“破坏旧文化而创造新文化”。
又三年后鲁迅也撰文推崇尼采。
“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之抨击扫荡焉”；“然其为将来新思想之朕兆，亦新生活之先驱”。一向以文化批判社会批判为己任的鲁迅，对尼采所予的推崇，在其一生的文字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一东一西，各自为战却不谋而合。
到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文章，再次向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引荐”尼采，那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需要从西方借来一面思想解放的旗帜。比之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尼采的个人主义更合那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胃口，也更见容于当局。倘若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喜欢鼓吹文化的运动，而又能自觉谨慎地将文化运动限定在文化的半径内进行，中国的一概当局，向来是颇愿表现出宽谅的开明的。因为文化的运动，不过是新旧文化势力，这种那种文化帮派之间的混战和厮杀。即使“人仰马翻”，对于统治却是安全的。对于文化人，也不至于有真的凶险。
而一个事实是，无论尼采在世的时候，还是从他死后的1900年到1915年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其在德国、法国，扩而论之在整个欧洲所获的评价，远不及在中国所获的评价那么神圣和光荣。事实上从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问世到他病逝，其在西方哲学史上一直是一个争议不休的人物。只有在中国，才由最优秀的大知识分子们一次次交口称赞并隆重推出。这是为什么呢？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想象
中国之封建统治的历史，比大日耳曼帝国之形成并延续其统治的历史要悠久得多。在五四前，中国是没有“知识分子”一词的。有的只不过是类似的译词，“智识分子”便是，正如马克思曾被译为“麦喀士”，尼采曾被译为“尼至埃”。
早期中国文人即早期中国知识分子。
早期中国文人对自身作为的最高愿望是“服官政”。而“服官政”的顶尖级别是“相”，位如一国之总理。倘官运不通，于是沦为“布衣”。倘虽已沦为“布衣”，而仍偏要追求作为，那么只有充当“士”这一社会角色了。反之，曰“隐士”。“士”与“隐士”，在中国，一向是相互大不以为然的两类文人。至近代，亦然。至当代，亦亦然。“士”们批评“隐士”们的全无时代使命感，以“隐”作消极逃遁的体面的盾。或“假隐”，其实巴望着张显的时机到来。“隐士”们嘲讽“士”们的担当责任是堂吉诃德式的自我表演。用时下流行的说法是“作秀”。或那句适用于任何人的话——“你以为你是谁？”无论“士”或“隐士”中，都曾涌现过最优秀的中国文人，也都有伪隐者和冒牌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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