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还由《声律启蒙》想到——古汉语中，之乎者也矣耶兮焉哉等助语单字的应用，在白话文运动中备受嘲讽，其实也是对汉字及汉语言特点的非客观看法。古汉语在应用中因为不用后来的标点符号，所以必须通过那些助语单字来烘托行文的情绪色彩。者、也、矣往往起的是“。”作用；乎、耶、焉往往起的是“？”作用，“焉”的问号作用起在前边——“焉能辨我是雄雌”便是一例；兮、哉二字，每具有感叹号的作用——“哉”用于后，而“兮”亦常用于句中，不用情绪色彩就不饱满。“之”在汉文字中的作用亦非同一般，是能使语感抑扬有致，切缓得当的一个字。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参差荇菜，左右流之”“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不用“之”，那样的一些诗句便不成诗了。好比歌——如果将某些歌中的“啊”“那依呀”“赫尼那”“耶”“喂”等拖音字去掉，那些歌也没法唱了。
马儿喂（uɑi），
你慢些走来慢些走……
二呀么二郎山，
高呀么高万丈……
《草原之夜》句尾的“嘿”字，被歌者拖得多么长——却也正是我们爱听的。
古代的诗，都是要能唱的。更有些诗，起初原本是歌，不用以上助语单字，古代的歌也没法唱了。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
从《诗经》中不难看出，凡是助语之字用得多的，必是先歌后诗，较为原汁原味来自民间的一类，文人加工的痕迹少。而凡是文人加工痕迹显然的，任意随心地唱就不那么容易。不信者，自己唱《载驰》，唱《氓》试试看！
文人总是喜欢将歌弄成诗；而民间却更希望将诗唱成歌。由于文人以后多了起来，从文艺的史来看，便诗多歌少了。因为科举考的是诗，内容以“官方”限定“教材”为主，文人都热衷于跻身仕途，肯收集和整理民间歌词者便鲜有矣。
对于古代民歌，幸还有《诗经》流传了下来。
惜乎！唯《诗经》耳。
任何一场运动，即使确实伟大，无论多么伟大，都是可以而且应该从是非两方面来评说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一概否定，恨不能铁帚扫而光——其偏激也。
鲁迅言：“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实属不该说的话啊！
盖中国之史学，始于《史记》。
后世修秦、汉史，无不以《史记》为据。
鲁迅曰《史记》乃“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于是自相矛盾显然。《史记》史乎？文学乎？若言《史记》是文学色彩一流的历史，问题仍在，因为“文学”之概念，不仅体现于辞藻应用水平，更体现于虚构能力；而“史”以掺杂虚构为大忌。
在鲁迅之前，尚无人用“文学”二字评价《史记》；对其评价，或也用到“文”字，但多是“文采”“文风”“文韵”之词；总之是修辞方面的欣赏，而这无关“史”之宗旨。
鲁迅一用“文学”二字，使原本“莫须有”之疑，成了挑明之惑——这是鲁迅没想到的。
偏偏，顾颉刚又发表了他的史论研究成果，认为中国之史，是“层累地造出的”——一个“造”字，史界为之大哗。这等于对《史记》也公开了自己的几分不以为然，致使对《史记》作出高度正面评价的鲁迅未免不快。
一曰“史家之绝唱”；一曰“造出的”——看法对立至极。
《史记》首先可视为史，这一点应予肯定。司马迁是严肃修史的史官，呕心沥血、索据煞费苦心，自己编造的成分几可说无。何况，老子曾任末周的朝廷“图书馆长”，周时的“官方”藏书虽遭春秋战国之兵燹，却有一部分流于民间，肯定被有心人所保存。周时既有官方图书馆，推断起来，当也必有记史制度，故民间史书资料在焉。后又经秦始皇所焚，但也只能尽量焚书，焚不掉的是民间及儒林代代相传的深刻记忆。司马氏之史，多方收集民间口口相传之前人往事，以所能拥有的典籍相对照，本着去伪求真的态度予以整理，估计大体如实。而且，要么没有《史记》，有便只能是那么产生的《史记》。
但关于黄帝、炎帝及尧、舜、禹三帝的部分，史家向来以民间传说界定。民间传说与神话有别——神话必有神的出现；若言黄帝大战炎帝有神话色彩，出现在《史记》中的尧、舜、禹三帝则基本上是去神话色彩，仿佛现实中人的帝形象。当然，民间关于他们的具有神话色彩的传说也不少，司马氏未记入史，证明他的修史观是没被误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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