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禹三帝究竟存在不存在呢？
我是宁肯信其有的。却也觉得，不同程度地被文学化了。如记舜帝之为人民服务的躹躬尽瘁，言其“三绾湿发”而出门礼迎上访群众；言禹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都使我有小说笔法之疑。“三”为实数，为什么不是一两次或四五次，而明确地记为“三”次呢？怎么就能证明肯定是“三”次呢？若仅记舜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帝，禹是一位治水劳模，这我倒很愿意信。但他们的美德都与“三”发生了实数关系，便容易存疑于世了。
似乎是从《史记》之后，“三”成了中国的一种文字现象，如“三省吾身”“三思而行”“三缄其口”“三长两短”“三言两语”“三姑六婆”“三五成群”“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在这样一些词句中，“三”是虚指，是形容。而在另外一些词句中，“三”又是实数，如《三字经》“三皇五帝”“三山五岳”“三纲五常”“三朝元老”“三打祝家庄”。
一个具体而明确的数字，一种情况下是实数，一种情况下是形容，在阿拉伯数字的应用现象中是不会发生的——“3”就是“3”，不是“2.9”，也不是“3.1”。
这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同样是数字，阿拉伯数字的应用效果更精准。倘继续以中文数字“三”来应用，中国的数字科学是无法发展的。
再回到“3”，许多别国避讳“3”，主要是宗教影响的原因——宇宙分三界：天堂、人间、地狱。地狱在“3”级，自然与一切不好之事相关联。而中国人每以“三”来形容，乃因“三”在虚指时，不多不少，能给人以似乎较实的可信印象。还因为，“三”是平舌音的字，与其他字组合时，说起来顺口，符合声律的抑扬顿挫。古代的中国人，在修辞方面甚重视声律。有这些实际的考虑，则不避许多别国所避的“3”了。
而在《史记》中，关于舜与禹，一个“三绾湿发”，一个“三过家门而不入”——形容耶？确指耶？若是确指，“三绾湿发”殊不可信，古人头发再长，洗一次也不会太久，何至于接连三次绾起湿发急着出门迎接“上访群众”？又是何人见证，何人记录的呢？若是形容，则莫如“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一类写法更使人不疑。“指鹿为马”也甚难令人相信——那得多二的皇帝，才有可能被忽悠成功呢？
“烽火戏诸侯”尤不可信——朝宫离烽火台不近，诸侯封地离烽火台更远，古代的急行军，不过是马上将军率领步行兵卒，再快也得小半天的时间啊，周幽王与褒姒，会在烽火台上待那么久吗？
最主要的是——商代是有考古之物可证的，而“夏”是一种怎样的社会形态，至今没有足可采信的考古发现作为佐证。“夏”肯定非是子虚乌有的，否则不会突兀地产生出一个商王朝来。但“夏”究竟是较庞大的部落联盟，还是一个较有规模的王朝，此点至今尚无定论。
综上所述，像顾颉刚那种接受了西方现代的严谨的史学思想的人，以他的眼再来看中国的第一部经典史著，也就难免会发出“层累地造出”的不以为然的感慨了。
但我看《史记》，除了也有以上困惑和疑问，总体上是信其史实性的。我觉得，起码，“周”以后是相当可信的。特别是“世家”“列传”部分，文学元素甚少，所以几乎没有硬性的理由不信。
而且我觉得，全世界各国的古代史，都或多或少会掺入传说的部分，都不同程度也是难免地会有文学色彩。七分可信，三分文学，几是共性。而且，便可视为好的史著作了。不这么看，许多国家都会对自己国家的历史陷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自寻烦恼。
中国的史，一向分为“正”“野”两类。正史为官方的，权威的。野史为民间的，由非史官的文人所著的。在民国前，任何一个朝代的官方史，都是绝不向民间公开的，也基本上是按皇家意思来记载的。某些关于古代史官违命秉笔直书的事迹，固然可敬，但属个例，绝非常规现象。而任何民间人物著野史，都是大罪。倘被举报，不但自己会掉脑袋，家族也将遭殃。
但文人们总是忍不住要给自己找件值得一做的事投入精力和心血。这种事一是编诗集文粹；二是编蒙学读物；三是修史。虽被视为“野史”，他们往往也是认认真真的。为了不罗大罪，采取本朝人修前朝史的策略。而前朝是本朝的历史敌人，记前朝的忠臣良将，本朝亦不限制——有如许多忠臣良将，还是被本朝所灭了，证明前朝的君主要么无能，要么是不折不扣的昏君暴主。而直接历数前朝的腐败、罪孽，则本朝乐见其成。故野史无一例外是记前朝的事，而且基本倾向是写前朝的该亡。不但史现象如此，文学戏剧现象亦然。如冯梦龙《醒世恒言》中，也收了一篇笔鞭金国天子海陵王渔色不止，鲜廉寡耻，践踏纲常的“纪实小说”——他是大明文人，那不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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