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会还无法满足普通的平凡的人们的基本拥有愿望时，文化的最清醒的那一部分思想，应时时刻刻提醒着社会来关注此点，而不是反过来用所谓不平凡的人们的种种生活方式刺激前者。尤其是，当普遍的平凡的人们的人生能动性，在社会转型期受到惯力的严重甩掷，失去重心而处于茫然状态时，文化的最清醒的那一部分思想，不可错误地认为他们已经不再是地位处于社会第一位置的人们了。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平凡而普通的人们，永远是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任何一个国家存在的意义，都首先是以他们的存在为存在的先决条件的。
一半以上不平凡的人皆出自平凡的人之间。
这一点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同样的。
因而平凡的人们的心理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几乎成为不平凡的人们的心理基因。
倘文化暗示平凡的人们其实是失败的人们，这的确能使某些平凡的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变成较为“不平凡”的人；而从广大的心理健康的、乐观的、豁达的平凡的人们的阶层中，也能自然而然地产生较为“不平凡”的人们。
后一种“不平凡”的人们，综合素质将比前一种“不平凡”的人们方方面面都优良许多。因为他们之所以“不平凡”起来，并非由于害怕平凡。所以他们“不平凡”起来以后，也仍会觉得自己们其实很平凡。
而一个连不平凡的人们都觉得他们其实很平凡的人们组成的国家，它的前途才真的是无量的。反之，若一个国家里有太多这样的人——只不过将在别国极平凡的人生的状态，当成在本国证明自己是成功者的样板，那么这个国家是患着虚热症的。好比一个人脸色红彤彤的，不一定是健康；也可能是肝火，也可能是结核晕。
我们的文化，近年以各种方式向我们介绍了太多太多的所谓“不平凡”的人了，而且，最终往往的，对他们的“不平凡”的评价总是会落在他们的资产和身价上。这是一种穷怕了的国家经历的文化方面的后遗症，以至于某些呼风唤雨于一时的“不平凡”的人，转眼就变成了些行径苟且的，欺世盗名的，甚至罪状重叠的人。
一个许许多多人恐慌于平凡的社会，必层出如上的“不平凡”之人。
而文化如果不去关注和强调平凡者们第一位置的社会地位（尽管他们看去很弱，似乎已不值得文化分心费神）——那么，这样的文化，也就只有忙不迭地不遗余力地去为“不平凡”起来的人们大唱赞歌了，并且在“较高级”的利益方面与他们联系在一起。于是眼睁睁不见他们之中某些人的“不平凡”之可疑。
这乃是中国包括传媒在内的文化界、思想界；包括某些精英们在内的文化界、思想界的一种势利眼病……
一个国家封建历史漫长，必定拖住它向资本主义转型的后腿。比之于封建时期，资本主义当然是进步的。封建主义拖住向资本主义转型的后腿，也当然就是拖住一个国家进步的后腿。我们说中国历史悠久，其实也是在说中国的封建时期漫长。
不论对于全人类，还是对于一个国家，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发展成就，怎么也抵不上资本主义社会短短一两百年的发展成就。在政治、经济、科技方面都是这样，唯在文化方面有些例外。封建历史时期，农业社会之形态，文化不可能形成产业链条，不可能带来巨大商业利益，不可能出现文化产业帝国以及文化经营寡头式的人物，故比之于资本主义及之后的文化，封建主义时期的文化反而显得从容、纯粹，情怀含量多于功利元素，艺术水准高于技术水准。
封建历史越久，封建体制对社会发展的控制力越强大。此种强大的控制力是一种强大的惰性力，不但企图拖住历史的发展，也必然异化了封建时期的文化。
而被异化了的文化的特征之一，便是“不逾矩”，不逾封建主义之“矩”。但文化的本质是自由的，它是不甘于被限制的。在限制手段严厉乃至严酷的情况下，它便不得不以“曲晦”的面孔来证明自身非同一般的存在价值，这也是全人类封建时期的文化共性。
翻开世界文化史一瞥，在每一个国家的封建时期，文化无不表现出以上两种特征——“不逾矩”与“曲晦”。越禁止文化“逾矩”，文化的某种面孔越“曲晦”。中国封建历史时期的文化面孔，这种“曲晦”的现象尤其明显。
“曲晦”就是不直接表达。就是正话反说，反话正说。以此种方式间接表达，暗讽之意味遂属必然。“文字狱”就是专门“法办”此种文化现象及文人的，有些古代文人也正是因此而被砍头甚至株连九族的，其中不乏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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